材料一   汉初文化学术秉承战国之余续，活跃在诸侯国境内的文士也大多来自齐鲁及荆楚地区。当时分散各地的诸侯国王，如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皆秉承战国养士之风。汉初藩国文化尚有地域差异，相对而言，南方淮南一带长于辞赋，而北方河间一带则重在经术。汉武帝中后期，原本游说于诸侯王国的文士会聚长安。当时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以史学见称，王褒、扬雄等人因辞赋受宠，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则以经术而显贵，他们共同造就了关中文化的辉煌。

——摘编自宋展云《汉末文化中心的迁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材料二   自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世界文化格局已经完成了两次历史性大调整。第一次调整是世界文化中心从东方转向欧洲。进入17、18世纪，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释放出巨大效能，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开始向欧洲倾斜。到1900年，“全球1/5的土地和1/10的居民已归于欧洲列强的各个帝国的版图”，“欧洲文明笼罩全球”。第二次调整是从欧洲转向美国。进入20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欧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发展尽显疲态。而二战后的美国凭借“工业产出占世界的近1/2，贸易出口占世界的1/3，黄金储备占世界的2/3”的实力，最终取代欧洲成为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家和世界文化中心。进入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再次发生变化，世界文化格局也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变化，进入了第三个大调整时期，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呈现上升态势。

——摘编自颜旭《百年大变局：世界文化格局的解构与重塑》

材料一   战国时期，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他们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战国以前的士受“六艺”教育，文武并重，如射、御都带有军事训练性质，而战国时期的士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这些文士已经脱离了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束缚，能够自由流动。……很多国家出现了“布衣卿相”，国君礼贤下士，并不计较出身。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他们奔走于各国，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队。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仍然是血缘社会，在此之后虽然仍有浓重的血缘色彩，但转向了地缘社会；在此之前是封建诸侯、贵族分权的时代，在此之后是专制独裁、皇帝集权的时代……中国自夏朝以来的四千年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两大阶段之间的转型时期。

——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