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之下，新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的认识深受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影响，将民族主义国家视为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因此，在政治和外交上否认中立主义的存在，以致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国家只有印度、缅甸等5个国家。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中国宣布在外交上采取“继续坚持和平政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并在1954年逐步形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新的外交战略。参加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的顺势而为的战略行动。在外交关系上，中国积极转向周边国家和亚非新独立国家，这充分体现了新中国主动拓展国际空间的意识。

——摘编自张屹峰《万隆会议与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建构》

材料二   从1982年起，我国逐步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繁荣。中国主张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并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摘编自《建国五十年五十件大事》

注：材料出处中“建国”应为“新中国成立”,为尊重原文，故不进行改动。

材料一   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起点，清王朝遇到了来自西方列强和西方化的日本几个回合的强烈冲击，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不仅仅丧失了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清王朝也最终成了“洋人的朝廷”。

材料二　顾维钧（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的滔滔雄辩，在巴黎和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然而，中国的命运又岂是一个外交官的雄辩所能改变得了的？五强控制的和会最终决定由日本获取德国在山东享有的权益。

材料三   “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的自主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力，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我们应该以我们共信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材料四   “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的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邓小平（1984年）

材料五 当前的世界大变局下，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发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声音。中国致力于亚投行的快速扩员、“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扩大，充分说明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摘编自严文斌《解构百年大变局之“变”与“局”》

材料   1949年10月6日，英国驻北平总领事覆函周恩来外长，提议先行建立非正式关系，以便促进两国贸易。为此，美国国务院指责英国言而无信，破坏西方团结。日内瓦会议后，中国的外交方针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转变到“必须走出去”，1954年6月，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和缅甸。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阐明中国的和平立场和谋求同东南亚人民友好合作的愿望。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1955年中国政府参加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周恩来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我们按照中央的方案，求同存异，耐心说理，尽一切努力求得一致协议，因此博得了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好感”

——据《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人打破西方封建的决策历程》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