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代颁布挟书令，禁止私人藏书，著书、掌管藏书只限于史官和贵族。西汉惠帝时，取消此禁令，但当时图书出版还处于抄本时代，社会对图书的需求较少。唐代，大量民间书坊应时而生。到了宋代，各级政府机构刻书、私家刻书、坊间刻书都有很大发展。除儒家经籍外，又遍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和唐宋名家诗文集、文选等。明清刻书，有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种类型。官刻本着重刻经史典集；私家刻本以名家诗文为多；坊间刻本除经史读本和诗文以外，为了满足民间文化生活需要，还大量刻印小说、戏曲、百科大全之类的民间读物。

---摘编自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除宗教书籍外，还出版了许多西方科技书籍、报纸和新式工具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量书局和译书馆成立，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工艺制造以及自然科学理论的书籍。甲午中日战争后，介绍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的图书增多，还出现了商务印书馆等民营出版企业。这些民营出版企业影响日益增大，逐渐成为出版界的主体。20世纪初，中国出版事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大批知识分子加入编辑、出版者行列。在众多的报刊杂志中，《新青年》无疑是一面旗帜，成为中国新文化的象征。

——据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等整理

材料一

从传世文献和近百年出土的秦汉简牍看，当时“文书行政”空前发达，官文书在制作、收发、办理、保管等各个环节都有严密的制度，其种类和数量都甚为可观，由此成为重要的行政工具，承担着庞大帝国各项事务的管理职能。正如东汉王充所云：“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秦汉特别是汉代官文书可分为三大类：一是诏、策、敕、玺等皇帝下行文书；二是章、表、奏、议等官吏上行文书；三是一般官府往来文书。此外，秦汉还有各类司法律令，以保证社会各种关系、各项事务的处理有可遵循的标准。

——摘编自郗文倩《秦汉以文书治天下》

材料二   宋代朝廷与地方之间有多种沟通途径。朝廷决策，既建立在地方信息基础之上，也依靠地方官员去执行。

朝廷信息下达，除政令文书外，重要途径之一是邸报，也就是政府公报。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情报，皇帝的诏敕命令、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报，官员的任命、赏罚，地方、部门与臣僚的章奏文报等。许多地方官员都是通过邸报知晓中央信息。宋代的地方体制，最高层级是作为监察区划的路；下面有州郡和县两个地方行政层级。朝廷、路分、州郡，都会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和监督。考察结果上报至中央，人事部门汇总比对，决定奖惩。

——摘编自李全德《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

材料一   汉武帝把全国分为13个州，每州设一名刺史，刺史负责对所辖各郡进行监察。后来刺史的权力逐渐由监察领域向行政财政军事等领域扩张，州刺史获得军权，成为集军政财监察权力于一身的地方权力中心。东汉时州刺史的治所由不定到固定，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两级变为州、郡、县三级制。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依据“山川形便”原则把全国300多个州划分为10道，作为监察区域，道的长官名巡察使，或名处置使，后来则定为观察使。玄宗开元年间，每道有固定治所，重演了汉代州刺史权力逐步扩张的历史，地方行政区划也由州、县两级变为了道、州、县三级制。

——摘编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二   宋建立后，以交通路线为主干来划分，设置路级机构，一改汉州、唐道固定区域、固定治所、固定机构、固定人员权力集中的设置原则，每路设四个机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四司互不统属，长官地位平等，各自拥有独立的机构与官员，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中央部门。转运使与提点刑狱司都有对官吏的监察权，提举常平司与转运使都有财权。

——摘编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三   元代的行省制度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行省既是朝廷的派出机构，又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调动行省所属军队须皇帝批准。行省事务处理实行圆议连署制与分领制相结合。在圆议连署制下，数名行省正官共同议政决策，“事从公议”。分领制指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四大职事由正官分别执掌。

——摘编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