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禁海，长江航运尚不发达。永乐年间，政府征发民夫二三十万，重修会通河，使大运河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流通干线，“商船往来，目以干计”，其流通所及至少可达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及辽东等地，遍及十三布政司中的九个。全国入大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万历年间，七关商税收入共计31万余两，天启年间为42万余两,约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90%。自明代中叶起，政府允许滑运官兵随船搭载一定数量的“土宜”沿途贩卖，“免抽其税”，以补运军生计和运粮脚价不足，回空漕船可揽载商货。经由运河北上的商品以江浙、闽赣所产绸缎、布匹、纸张、茶叶等项为大宗，在运河沿线形成很多纺织品中转市场。

——摘编自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

材料二   英国运河时代(1761~1835年)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基本合拍绝非偶然。1783~1802年为英国经济“起飞”阶段，运河业发展的初期正处于所谓的“起飞前提条件”阶段，在此期间，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欧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英国形成，同期海外贸易与海外扩张进一步拓展其市场范围，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棉花、煤、铁的运输,对运输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新兴的运河承载量大、运输路程短、安全等,恰恰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运河建设工程浩繁，耗资巨大，在英国，议会对运河申请项目细致分析、讨论和批准后，运河基本依赖本国私人企业和个人筹措资金并负责开凿，政府投资和银行投资只占运河建设资金的一小部分。此外，英国政府对经由海船运输的煤实征收国产税，对运河则无此规定。

——摘编自邵会莲《英国工业革命中运河运输 业发展的经验教训》

材料一   唐宋以来，江西得到持续开发。到了明清时期，江西茶园广布，还盛产药材和竹木，制瓷业和造纸业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九江是四大米市之一，景德镇是瓷都，河口、樟树、吴城等镇也远近闻名。江西是“五岭之会要”“闽粤之咽喉”，大运河开通以后，江西可以通过水运北至北京，南抵广州，江西的物产得以行销全国。明代以来，江西人口持续增长，加之赋税沉重，过剩的人口“游食它省者十之九”，“四处商贩，所居成市”，以至民间有“无江（西）不成市”的说法。江西众多的商人依靠亲族、乡里等关系联合起来，形成大小不一的商帮组织，史称江右商帮。

——摘编自张小健《江右商帮兴衰研究（1368——1911）》

材料二   江西家谱所见商人传记一览表

——摘编自刘广《清代江右商的财富观——以谱牒为中心的考察》

材料一   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其。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光、矿冶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   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铌《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不断扩大，其主要进口品为鸦片和棉纺织产品，中国主要的出口品仍为茶叶等农副产品。我国出口商品主要为农产品、初级矿产品、手工制品，其科技含量很低，生产规模较小，仍处于自然经济的落后态势中。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渐开辟，19世纪70年代以后鸦片贸易的比重就逐渐减少了，而正常的商品交易则越来越扩大。

——摘编自张易《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