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2年秋，晚清教育家吴汝纶在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函中，将统一国语看作“国民团体最要之义”，认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务纲要》中，特别提到各学堂须教授学生“官音”，从小学堂开始教授学生拼音字母，并将学习汉语拼音作为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官话的基础。《奏定学务纲要》对外来语言词汇的使用作出明文规定：化学、制造等西学学科中的专业名词无汉语对应术语，因此可借用国外名词；而其余学科的“通用名词不宜剿袭掺杂”。1911年，晚清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确定以北京方言为准的官话作为国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据史玄之《清末新政时期语言规划与国家认同》

材料一   清前期，清廷构建了一套包括汉语文、蒙古文、藏文等在内的多语文合璧制度，清廷没有赋予包括满、汉在内任何一种族群语文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语文教育大体处于“各语其语”的自发状态。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将“国文”和“官话”设定为基础科目，同时确立了“书同文”和“语同音”的制度目标。同时期的《奏定学务纲要》规定，“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各学堂皆学官音”“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等。1908年，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明文限制“不识文义”（指不通晓汉文）者不能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11年出台的《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使在边疆学堂中普及汉语、汉文成为明确的制度规定。

——摘编自湛晓白《清末国家语文统一与满汉族群关系变化》

材料二   推广普通话是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指示》，决定成立中央一级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为了提高群众学习的兴趣，各地还结合政治、生产和生活素材编写了一些教材与读物。如江苏新沂县群众编写了各种各样的普通话教材，还自发创办了拼音小报；昆山县编印了课本、拼音字母表、昆山话与普通话对照表，还创造出40余种教具。到1958年初，在方言复杂的福建大田县吴山乡学会听和讲普通话的已达77.7%。到1960年，昆山、新沂、沭阳等县已有几十万工农群众学会了普通话。

——摘编自崔明海《1956—1960年推广普通话运动在农村的开展及其影响》

——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