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英国各地粮价普遍上涨，加之国内粮食供求不平衡，造成对国外粮食供应的依赖有所增长，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冲突加剧。为解决这一问题，都铎政府任命专门的委员探查各地粮仓，查办国内粮食贸易中回积居奇、转售获利、垄断市场等问题。1534 年、1536年，议会分别通过法案，禁止任何人拥有2000只以上的羊或两个以上的农场。1555 年，议会通过“限制谷物食品及木材出海法案”。爱德华六世时期，政府正式设立粮食储备委员会。1578年，粮食储备管理权从市政机关转到商人公司组成的12个同业联合会手中，粮食储备开始走向商业化。这些措施对平衡国内各地粮食供求、稳定粮价、接济穷人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摘编自王明伟《16世纪英国粮食政策研究》

材料二 粮食安全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党和政府始终把粮食安全当成首要任务来抓，用不足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2014年，“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百亩试验田平均亩产突破1000千克，这一技术的应用为人类消除饥饿作出了突出贡献。自2016年起，中国连续向亚非拉50余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惠及上千万受灾群众。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海外示范种植面积超过 25 万亩，技术成果示范带动超过450万亩，在温室技术、花卉种植等领域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好评。

——摘编自赵磊《全球粮食安全与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治理》

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   城市化、工业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粮食需求。19世纪开始，英国从世界大规模购买便宜粮食，逐渐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粮食体系。粮食的出口方为沙俄和广大殖民地，工业国成为粮食消费国。这个局面被“一战”打破，接替沙俄的是美国。美国利用优越的资源尤其是政府干预，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粮食体系。少数国家对农业进行补贴，部分国家和地区大量生产粮食，体系中其他地方则吸收这样的粮食。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变成世界粮食最大进口方。

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开展工业化。但大部分国家，往往就用国际市场来解决问题，大量进口看似价格低廉的美国粮食。这当然是一种看起来成本很低的工业化方案。但廉价的国际粮食也往往有毁灭性的影响，不利于培育自己的粮食生产，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受制于国际粮食市场。在世界局势更加不稳，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粮食体系运作不好的时候，常陷饥荒阴影之中。

——摘编自许准：《粮仓或是粮荒——走出两百年来的国际粮食体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以及延续至今的粮食流通体制的深度改革，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起了极大推动作用。目前，中国用不到世界1/10的耕地，生产世界1/4的粮食，养活世界1/5的人口，成就举世瞩目。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断凸显。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将粮食安全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层面。

——摘编自王钢钱龙：《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粮食安全战略：演变路径和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