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制定的，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其课税对象一是田（纳粟或稻），二是户（纳绢或麻），三是身（纳绢或布代役）。天宝年间，不堪兵役和赋税负担的农民大量脱籍逃亡，朝廷控制的纳税人口减少，赋税收入受到影响。同时，户籍失实，赋役混乱，官吏趁机作弊从中渔利。这样，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为此，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户口不再分为主户和客户，一律编入现在居住的州县户籍，按照贫富差异征收赋税，具体表现为依户等高低纳钱，依田亩纳米粟。夏、秋两季征之。其中租庸调、杂徭役悉数减省。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发谕旨，将全国丁税总额基本加以固定，以后滋生人丁，永远不再征税。雍正初年，令各省将丁口之税摊入地亩，按每地银一两摊丁银若干计算，一起输纳征解，称为“摊丁入亩”制度。与此同时，又陆续将匠班银、盐钞银、渔课钞等其他赋役也合并到田赋银中征收，地丁银成为主要财政收入。摊丁入亩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而且“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平均了赋役负担，较为公平合理。清初以来各地多种多样的赋役制度得以统一，南北方的赋役负担渐趋平衡，无地少地的佃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耕农等基本上摆脱丁银的“赔累”，负担减轻，有了更多的迁徙流动自由。此后，清政府的地丁收入逐年增加，成为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赋税，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到了汉代，一套完整的封建赋税制度形成了，其中赋是人头税，分算赋、口赋两种。到了魏晋南北朝和隋朝，由于均田制的实施，赋税制度又把田租和人头税合并，演变为以户为单位的“户调制”，唐朝初年，户调制发展为以丁为征收单位的租庸调制。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地税、户税为基础，以资产多寡为课税标准的税制。明历九年（公元1581年）实行“一条鞭法”，这种新税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到清雍正七年（1729年），除山西、贵州等少数地区以外，其余各省都已实行“摊丁入地”，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丁银成了田赋的一项附加数额。

——摘编自侯绪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变的基本线索》

材料二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源于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封建户籍制度逐步确立，唐宋时期不断发展，到明清时期趋于成熟。在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特权户籍以官户最为典型，可以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特权。三国时期规定军户的儿子仍为士，士兵的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匠户主要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明确规定：“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人诸色。”统治者根据户籍管理中在册的人口多少来征收赋役，因此，户籍管理的真实性和全面性直接影响统治者征收赋役的情况。同时，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限制其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治安的稳定，进而保障统治者的政权稳定。

——摘编自金裕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   为了消除按田亩数、人丁数征收赋役的两重标准所带来的混乱和弊端，清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更大的赋役改革。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宣布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这对无地少地的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并没有取消人丁税，并没有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因为丁税按每户的人丁数征收，过一定时间，每户人丁数由于生育死亡而发生变化，丁税的负担者也要随之变化。因此，康熙末年，开始在广东、四川试行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征收的办法。康熙五十五年，“广东所属于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雍正元年正式向全国颁布诏令，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决定把康熙五十年的丁数2642万定为常额，丁银335万余两摊入田亩中一并征收，称为“地丁银”。此后直到乾隆四十二年贵州省最后宣布实行“摊丁入亩”为止，全部完成了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