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三种动机，即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于“仁”、“孝”之德，出于经学的目的，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由于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来源于儒家经典，因此，在科学研究以及科学著作中，大部包含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学理论及诸如“气”、“理”之类的儒学概念。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摘编自乐爱国《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在西方学者看来，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提倡人性，鄙视神性；崇尚理性，鼓吹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人们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宗教神学的思辨问题转向人生和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由于受人文主义的影响，欧洲各国不仅创办了许多学校，而且学校里所讲授的内容同样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人文主义的教育观和教育内容不仅培养出了大量的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一流科学家。同时，开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也是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传统所结出的果实。近代科学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方法也同样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的；先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经验方法。后来是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数学方法）的结合。

——摘编自钱兆华、申玉香《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诞生的影响》

材料一 这种氛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十八世纪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科学方法是研究社会活动和自然现象的唯一可行的方法。由于具有自然属性的世界正在被人认识，因此启蒙思想家认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世界很快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这已成为一种共识。

——【美】罗伯特·E·勒纳《西方文明史》

材料二 法律就是人类的理性……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只有人民可以指定法律……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应该只是把这种人类理性适用于个别的情况。……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指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三 我们对西方文化和外国文化，当然要重视“拿来”，就是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这里涉及三个方面，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心的部分，都要拿。

——季羡林《东学西渐与东化》

材料一   在启蒙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唤醒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他们愈益感受到一种驾驭自然和人自身的力量感：周而复始的瘟疫、饥荒，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天亡，毁灭性的战争与脆弱的和平，这些构成人类生存的无尽苦难，此时似乎终于开始屈服于批判性才智的发挥。从前，人心思定、害怕改变；如今，人心普遍开始思变，害怕停滞。在18世纪，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信心与现实主义结伴而行，而不是乌托邦空想的表征。这种新趋势之所以蔚成风气，启蒙哲人居功至伟：他们着手提出种种设想，亦即社会、伦理、政治、美学纲领，它们旨在增进自由而不是抑制混乱。启蒙运动既是一场人类心灵革命的产物和表达，也是这场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人类一手应用理性原则，一手通过理性实验，运用理性探究并且效法自然。他们的希望立足于现在而非过去，尤其是立足于他们有充分理由憧憬的未来。

——摘编自[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自由的科学》

材料二   中国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知识精英”们居高临下地对民众进行“启蒙”，按照康德的说法，这种把民众当作儿童来引导和教育、知识精英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之所以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是因为知识精英们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了一整套的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就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他们一方面自己还没有经过真正彻底的启蒙，因为他们没有运用自己的知性去得出这些价值原则，或至少用自己的知性去检验他们所接受的这些价值观念，从逻辑上和学理上探讨这些观念的来龙去脉，而只是出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来引进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工具。

——摘编自邓晓芒《启蒙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