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统一后规划施工……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了“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由中央直接主持，进行了“治驰道”的伟大工程。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全国交通网的基本形成，成为大一统的专制王朝施行统治的重要条件。

——摘编自《新编中国史——秦汉史》

材料二   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运的畅通和驿传制度的方便，都使得汉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圆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汉代的官吏士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也较深。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全国文化的统一性，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汉代交通的发达了。

——摘编自孙毓棠《汉代的交通》

材料一   公文是国家政务活动中产生并使用的文字材料，殷前称书契，周称官书，春秋、战国及秦统称书，汉以后称文书。秦朝非常重视公文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以法律的形式将公文的使用确定下来，使公文成为各级政府机构之间传达政令、交换信息的主要载体。《行书律》规定对危害公文安全与不能准时传递的行为给予惩罚，以保障其机密性与及时性。从里耶秦简来看，当时公文已经有了明确的分类，公文的书写也有非常固定的格式，同时设有专门的机构——书府，以保管政府机构之间往来的公文。秦朝还在全国建立了以邮驿为中心的文书传送系统，以保证皇帝和中央的政令能够传送到全国各地。

——摘编自陈治国《从里耶秦简看秦的公文制度》等

材料二   毛泽东主席在1939年底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号召把陕甘宁边区建成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不仅要在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而且要把公文规范化管理做成楷模。当时，边区政府使用的公用文书有近20种，仅“令”就有命令、指令、训令、通令等。1940年9月，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制发了公文用纸样式。1942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认真执行新公文程式”命令，交代清楚了推行中应考虑和注意的方面。1945年12月边区政府办公厅进一步制定了《公文处理办法》，就收文、发文、处理、归档、借阅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将公文类别分为主要的公文为命令、布告、批答、公函及呈文，辅助的公文为报告、通知、指示信、签条、快邮代电。各种公文形式上一律使用直起法，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并在注意事项中强调了公文的一事一议原则。

——摘编自田惠琴等《陕甘宁边区政府推行新公文程式的特点与意义》

材料一   统一后，秦朝铺设有以首都咸阳为中心辐射于全国的驰道，并对在道路上行驶的车子两轮间的距离作了统一规定。为了与匈奴作战时能迅速地将军队派往长城，以咸阳为起点修筑了一条直线延伸向北的道路。秦朝还在山区修筑了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加强了对云、贵一带的控制。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帝国最偏僻的地方，就中央而言，任何地方道路的中断，都意味着妨碍了对那里的统治。

——摘编自（日）鹤间和幸《秦汉帝国：始皇帝的遗产》

材料二   西域自昔戎胡错居，道路时为闭塞。至汉征匈奴，武帝闻月氏族与匈奴有怨，欲诱之共击匈奴，乃遣张骞使月氏……后霍去病破匈奴右地，金城河西、盐泽之间，不复有匈奴，于是……设四郡，武帝发使抵安息、奄察、黎轩诸国，使者相望于道。

唐初设州府以经营云贵，后扶南诏制吐蕃，又拓建、修缮道路。后南诏渐强，与唐交恶，以滇川黔相邻处之道入川，屡战于唐。为占滇川黔相邻地，南诏乃东向，建东城，修道路。唐为制防之，更视滇川黔相邻地之道路为重。二者乃战不息，皆有减损。

——据马亚辉《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等整理

材料三   忽必烈即位后两都之间的交通路线也很快建立起来，大体可分为驿道、东道和西道三条线路。驿道是一般元人走的路线，从大都出发，途经驿站十一处，抵达上那，这条路线也是大都至岭北地区线路的南段，元朝派往漠北地区的使臣、官员、军队以及物资调配，也都要通过这条驿道运输北上。东道和西道分别是专供皇帝从大都往返上都的路线。

——摘编自卜宪群主编《中国通史·辽宋夏金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