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逐渐形成文化和民族认同，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材料一   钱穆曾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在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中，四夷被视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原地区的“诸夏”与“夷狄”之间的差别主要在文化层面上，四夷只要学到了“中国”文化，就可以变成“华夏”人。

材料二   汉朝盛时境内的百姓，不复以“燕人”“齐人”“秦人”相区别，而是“某郡某县”人，他们虽方言有异，却使用着统一的不因语言差异而改变的文字。经历两汉四个多世纪的统治，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在先秦以来华夏融合的基础上，汉朝境内的人们逐渐被称为“汉人”。

——据《汉书》《后汉书》等

材料三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采用大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下诏祭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一   从秦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到南北朝的几百年间，历代统治者在西南民族地区不断扩大郡县统治范围。建兴三年（225年），蜀汉平定南中叛乱后，设立了屯田制，而且除军屯外，民屯也具备了较大的规模。由于蜀汉的重视和积极经营，南中地区的畜牧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诸葛亮南征以后，南中诸族“出其金银”，“以给军国之用”。此外，西南各民族还利用当地特有的植物资源生产出不同的纺织品。西晋末年，“永嘉元年春，尚施置关戍，至汉安焚道。时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焉、群荆，尚表置郡县，就民所在，又施置诸村参军”。

——摘编自陈彦波《魏晋南北朝西南人文环境变迁与民族社会经济》

材料二   河西第一次移民发生时，西晋王朝先后经历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和永嘉之乱，整个中原大地陷入纷纷战火中。尽管这一时期战火纷争不断，但河西地区相对安定。因此，来此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口也逐渐增多。河西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与西域地区在血缘、语言、文化方面本身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僧人来往也更加方便，这直接推动了河西佛教的发展。北魏时期，在政府的强制之下，河西世家大族中有大量儒学精英迁往北魏都城平城，士人的东迁为日后河陇学术逐渐衰落埋下隐患。因此，这一时期河西地区佛教文明不断发展。

——摘编自齐晓芳《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移民对河西文化的影响》

材料一   （陆）睿（原姓步六孤）始十余岁，袭爵抚军大将军、平原王……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时高祖（即孝文帝）未改其姓。

——《魏书》卷四十

材料二   （迁都洛阳后）高祖曰：“今恂（即太子）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今山西大同、内蒙古河套一带）……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乃废为庶人。

——《魏书》卷二十二

材料三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陈寅恪《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