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的史学现象、史学成果，都不能脱离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历史的影响。

材料一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编写组《中国史学史》

材料二   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在阐释、传播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李大钊曾撰写《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后来，他还写了《庶民的胜利》《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等文章。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原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1920年，李大钊撰写《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编写组《中国史学史》

材料   杜佑（735—812年），是唐代中期著名的史学家。杜佑年轻时见到了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他的一生主要活动在安史叛乱以后唐帝国由盛开始走下坡路时期。这一时期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唐代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使得如杜佑一类的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焦虑竭思，想尽一切办法来拯救唐帝国的颓势。杜佑编撰《通典》的目的在于使天下学者、士人读后有所启迪，使他们能知天下事实，通达人间情理，与帝王一起共同来关心国家的命运。杜佑往往从典章制度的变化发展中来窥视人类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的步步进化。他强调人类社会是在一刻不定地变化，并在这些变化中不断地前进。作为唐代中期的一位名儒，杜佑对经书颇有研究，对经书的言论十分信赖。然而，他对儒家经书并不盲从，而是勇于疑古，善于求是。他认为“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在《旧唐书.杜佑传》中宪宗评论社佑曰：“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

——摘编自章见、郭伟《杜佑史学思想述论》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这300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在史学方面的认识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转型。他对明末不务实学、空吉心性的风气提出批评，提出“行已有耻”而又“博学于文”，那便是“修已治人之实学”。他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他反对“人君独治”，主张实行“众治”，这一主张受到后人，特别是清末士人的大力推崇。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明清之际史学方面的转型—以顾炎武为例》

材料二梁启超首倡“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近代的开创者、奠基人。1895——1900年，梁启超没有专门的史学著作，其史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各种政论文章如《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西方的进化论作为自己史学的指导思想。同时，他还提出令人耳目一断的“君史”“民史”现。1901——1920年，梁启超从整体上对旧史学给以全盘否定，认为旧史学是愚弄人民的工具，并且大力鼓吹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新史学”。1920——1929年，梁启超游历欧洲诸国，对自己曾深信不疑的进化史观产生了怀疑，在退出政坛后专心于学术研究，其史学研究获得了极大的丰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认为“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摘编自郑向《梁启超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1）根据材料一，概括顾炎武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成因。

（2）比较材料一、二，说明梁启超史学思想的特点，并简评顾炎武、梁启超的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