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嘉庆道光年间，社会对改革科举的舆论压力已经形成，一是新“立”内容，增设特科；二是“破”和“革”，废除八股文，改革武科。1862年起，洋务派设立各种军事、技术、语言类学堂，仿照西方办学方式，采取新的招考制度，开设西学课程，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员和科技人才。但学堂人员学西学，却没有相应的科举科目应试，考与学的矛盾十分尖锐。1887年，江南道监督御史请将明习算学人员归入正途考试，量子科甲出身，清廷基本采纳了这一奏议。1888年，戊子乡试开始单独录取算学科举人，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近代科举改革终于取得突破。戊戌时期，严复等人提出：“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科举考试改革进入“破立”结合阶段。戊戌变法中科举改革最大的一步是停试八股，改试策论。光绪帝诏令天下：“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清末，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钦定考选入学章程》，督令办好京师大学堂，地方开办高中初等小学堂。

——摘编自刘海峰《中国考试发展史》

材料二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文官考试的主持，由铨叙局负责，但铨叙局是专司人事行政管理的中央机构，事务繁杂，有限的人员无法完成文官考试的具体筹划和直接操作工作。于是，依照1913年《典试委员会编制法草案》，由每次考试前临时成立的典试委员会主持文官考试。该委员会从大学校长、法科大学校长及教授、法制局局长、铨叙局长、各部参事及长官中选择人员组成，考后立即解散，并非政府之常设机构。地方普通典试委员会受各该省行政长官之监督，管理该署文官普通考试事宜，委员长须将考取人数及姓名报告铨叙局。其人员由该省行政长官于所属之荐任以上官员及官立中学以上学校教员中选派组织。用法律形式规定铨叙局和各种典试委员会的职掌与组成，实际上是在组织管理上，将各类文官的考试权分别纳入中央和省级行政管理之下，这一点，既是对科举考试管理办法的继承，也为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更高层次和级别的考试行政管理打下基础。

——摘编自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罗马在所征服的地区建立行省来统治当地人民。各个行省都派驻总督治理，一般情况下任期1年。总督拥有该行省的军事、民政和司法全权。其下属人员中，配有一位财各官，负责管理财政和军需供应；另有一位或多位副将，其职位由元老担任，可代理行使总督的部分职权；此外还配备一些副官。因为行省远离罗马，总督实际上不受同僚官员协动情和保民官否决权的限制，在司法方面除了涉及罗马公民的案件，也不受上诉权的束缚、所以，他在行省中握有绝对权力。这就为行省总督滥用职权，横行不法，搜刮钱财，提供了便利条件。

——据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篇（上卷）》

材料二   元代确定了以行中书省作为地方常设行政机构，简称行省，长官为承相。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为路、府、州、县，其长官均称达鲁花赤。基层行政机构，农村有社、乡、都，乡设里正，都设主首。城市有隅、坊，设隅正、坊正。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报呈中书省，军政要务则需呈报枢密院。没有中央的诏旨，行省长官不能更改赋税征收制度，也不得调动军队。中央的监察机构要监督行省官员，行省长官要定期规见皇帝，向皇帝述职。

同时实行“省官互迁”。行省制的确立，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 隋王朝在结束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以后，为巩固统一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文帝即位当天立即宣布恢复汉魏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五省等中央机构。三师“不主事，不置府僚”，三公“参议国之大事……无其人则阙”，实则只是给予大臣以荣誉的虚职。五省即尚书、内史、门下、秘书、内侍。秘书掌国家图书典籍，位高职闲；内侍管理宫廷内部事务，全是宦官；真正负责国家政务的是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五省之外，设御史台掌监察；都水台掌水利。隋炀帝大业三年，又新置谒者台和司隶台，掌巡察内外百官和军民活动，与御史台合称三台，以加强对内外官员的控制和纠察。……隋炀帝时，把三师、特进官，以及上柱国以下十一等勋官等勋爵虚职进行废除。

开皇三年，文帝正式下令停止州郡中正官品评人物之权，同时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一批冗员，后隋炀帝又改州为郡，以郡统县，虽然仍是二级制，但魏晋以来州比郡高，以州改郡，相应也就降低了地方官的品级。同时还并省诸郡。官吏任用方面，隋更确立制度，地方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任命。地方官每年年终到中央“上考课”（汇报工作）。隋炀帝“始建进士科”，进士、秀才等科，有的虽是沿袭前代故事发展而来，但至此已发生质变。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