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封建的君臣关系趋向瓦解，封建等级制日益败坏……礼崩乐坏，下克上，公室衰而私门强大，一些国家的卿大夫逐渐取得了国君的地位……中国的学术思想空前活跃，思想文化异彩纷呈，群星璀璨，人才济济。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秦孝公三年，商鞅颁布《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显然，这里是通过加倍征收赋税来强制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孝公十二年再次颁布《分户令》，规定“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即兄与弟在同一房屋内居住均属违法行为。通过《分户令》，商鞅把大家庭析分到最小限度。通过析分民户，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成为秦国社会最小的组成单位。

——摘编自高士荣《秦国商鞅变法中（分户令）的重大意义》

材料三   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商鞅）举法明教，秦人大治。

——韩非子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

材料一：改革赋税制度是商鞅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商鞅采用“訾（计量）粟而税”的办法均平田税。商鞅于变法初期曾号令全国，“民有两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秦民的家庭形态就由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的“室”，转变成了以一夫一妻为主体的个体小户，不仅户赋征收单位变化了、增多了，同时也使秦民的基本劳动单位很快实现了个体小农化。秦孝公十四年起又增设“口赋”，分“算赋”（成人税）和“口钱”（儿童税）两种，在秦国开始加征人头税。商鞅认为“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于是在相对减轻农业税收的同时，有意加重商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了耕战能力。

——摘编自《商鞅变法中的赋税改革》

材料二：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基本解决了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土地和劳动者之间的分离，保证了每个劳动者都拥有了运用其劳动力所必需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北魏变旧的以户计征的租调制为新的以丁计征的租调制，具体规定是：一夫一妇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结婚的男子四人，奴婢八人，耕牛20头，也分别出一夫一妇的租调。出产麻布的地区，可以布代帛缴纳。以丁夫计征的租调制具有一定的均赋意义。虽然奴婢和耕牛的租调大大低于一般丁男丁女，但大地主占有大量奴婢和耕牛毕竟必须承担纳税义务，那些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地主家族荫占的大批劳动力也必须承担赋税，从而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户调制的弊端。

——摘编自张守军《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制》

材料三：“两税法”树立了中国税制演进之路上的新的里程碑。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不仅征税广度得到扩宽，且依据纳税人负税能力高低来征税，也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税收对象上“两税法”确立的“资产为宗”的计税原则，以后各代基本没有改变，整个趋势是财产税的比重越来越大，人头税的比重越来越小……土地兼并不再是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对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清查与登记成为政府经济管理的重要活动。

——张敬群《中国税制演进规律初探》

材料   秦孝公三年（前359年）颁布《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过加倍征收赋税来强制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同时也使原本束缚力就不强的宗法血缘关系进一步被荡涤。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再次颁布的《分户令》更为严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即父与子、兄与弟在同一房屋内居住均属违法行为，并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即使父母健在，儿子也可依法从父母处取得一份家产，一改过去在家族财产继承方面只有嫡长子才能享有继承权的状况。通过析分民户，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成为秦国社会最小的组成单位。商鞅在谈及治秦策略时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

——摘编自高士荣《秦国商鞅变法中<分户令>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