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地方官就要对所掌户籍和赋税造册“上计”中央，以查考其政绩。秦朝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基层管理人员）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唐朝还通过加强立法和法治，把户籍事务列入法治范围，从而加大了这一制度的控制力度。宋代户籍分主户和客户，主户有土地要交地税，客户为无地佃农要交丁口税，地籍与户籍开始分离。明代户籍黄册与鱼鳞册交相使用，中期张居正变法，实行“一条鞭法”，更重视地税，使户籍制度与赋役制度基本脱离，黄册制度陷于瓦解。

——摘编自张琳《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演变及其政治逻辑分析》

材料二   宋代的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的发达程度是前代社会无法企及的，而商人作为宋代平民社会兴起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临川商人吴伯俞，“岁饥低谷价以惠贫民，疾病不能谒医者，为发药治之，赖而活者颇众”。黄岩人黄原秦，“性乐施予，岁歉，贸粟于闽浙，损半直以济邑人”。浙江义乌余彦诚“用家钱百万修废堰潴源水，遇见旱岁，无高下彼我均浸之，邻里沾足”，“其余津梁断坏，病涉之地，靡不修举”。诸暨人张绪，“有所称贷，率薄其赢”。玉溪人赵师孟，“时有贫不能自给者，公贷而与之，或久假不归，一无所问”。南宋临安的商人“每见此等人买卖不利，坐困不乐，观其声色，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

一改编自冯芸、桂立《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按照贫困户的收入来源、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进行分类定级，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票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古人在注重临时性救助的同时，也注重系统性扶持。仍以宋代为例，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如每逢冬春时节，政府一般会向贫民赐钱、赐衣及赈粜，助其过冬和春耕；对于无力抚养子女的贫民，政府向其发放生育补贴；对于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政府也会免除其部分劳役。

——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在贫困及消除贫困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问题的坚定领导力量，全体中国人民尤其农民群众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反贫困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合作化是反贫困的基本战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开始指引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共同富裕”理念……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即在几年内“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

——黄承伟刘欣《新中国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保障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材料一   宋朝建于五代十国变乱之后，加上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征战不断，难民较多，需要以社会福利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宋朝奉行以文立国的国策，将儒家仁政思想贯彻于一些政策诏令中，重视通过福利救济进行风俗教化。因而，官方慈善事业比较发达。与前代相比，宋朝的救济对象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政府按照财富的多寡来划分社会阶层，对其中的贫民和穷民进行重点救济。从救济项目上看，宋朝在救灾备荒的常平仓和义仓的基础上创立了专门的济贫仓种——广惠仓。宋朝还创立了多种济贫机构，其职能分工比较明确。有专门济贫的养济院，有以收治病人和养老为主的居养院，有慈幼的慈幼局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摘编自赖风林《宋朝政府性社会福利救济》

材料二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演绎了充分发挥中央权威理性化优势，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的治理贫困的模式。中国扶贫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扶贫减贫成效，之后经历了“大水漫灌”的普遍救济式扶贫到区别对待的区域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最终确立了发展式扶贫。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西方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西方“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案。

——摘编自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