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的统治者认识到疫病的流行会对社会安定造成巨大危害，所以他们通常都非常重视医疗卫生工作，采取了设立专门疫病隔离机构、创办医学专业学校等措施来防治疫病。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平帝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这也是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清人入关之后，采取了驱逐隔离痘疹患者的措施，规定“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驱逐。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使其居住。”

——王文远《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

材料二   中国近代卫生事业肇始于光绪三十二年，是年清政府设立民政部卫生司，以掌理全国卫生行政。宣统二年，又另设京师临时防疫事务局。进入民国时期，北京政府改民政部为内务部，其下之卫生司一级清制。后南京政府于1928年设立卫生部，是为中央设置卫生行政专管机关之始。卫生部设置六司，其中第三司为防疫司。民国时期，中央还设有一些专门的疫灾防治机构，如海港检疫处等。抗战时期，中国战时环境卫生学会等学术团体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4年以后，省、县也陆续设立卫生防疫机构。

——孙语圣《民国时期的疫灾与防治述论》

材料三   新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基于20世纪40—50年代1949年10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颁布多项除疫法规条例，以及开展预防为主的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1949年11月，设立专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局。国家注意统筹公共卫生城市乡村协调发展，建国初期，西医人才少又都集中在城市，而数量在十倍以上的中医大夫们活跃于乡村与域市中，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中西医结合成为新中国卫生医疗系统组织的指导方针之一。通过努力，我国逐步组建了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动保健等比较完整的公共卫生机构体系。

——摘编自胡克夫《新中国社会主又卫生事业和防体系的创立与发展》等

材料一：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19世纪的英国，新兴工业化城市的出现，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向城市转移。

当时英国城市的特点是遍布天空的烟尘，随处可见的垃圾，随意排放的污水，卫生状况极差。19世纪初期，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0岁，诸如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白喉等传染病，每年要夺走20000人的生命。印度发生的疫情传入英国，引发了英国1831年的霍乱，疫病共肆虐了437个城市。卫生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等指出，当时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是城镇人口的急速增长和恶劣的公共卫生状况。英国政府开始采纳其观点，开始了公共卫生立法和改革活动。

——摘编自陈超《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我国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采用了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公共卫生模式，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材料   1978年后，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土崩瓦解，城市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也难以为继。卫生部力图试点改革，但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医疗保险的筹资机制和保障机制。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制度的目标：“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逐步覆盖所有城镇劳动者。”1994年，国务院选定镇江、九江两个中型城市试点，开启了职工基本医保制度改革。1996年在56个城市扩大试点，1998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2002年覆盖了全国城镇企事业正式职工。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以顶层政策之力建构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试点，2008年实现了覆盖全国县（市、区）的政策目标。从1998年到2010年，用了12年时间，医保制度覆盖13亿以上居民，基本形成了社会化的“全民医保”体系。2016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

——摘编自孙淑云《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