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中期以来，西学再次进入中国，从“开眼看世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再到“民主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翻译西书、著书介绍、兴办新式教育、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等，推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郑大华《论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

材料   利玛窦（1552—1610），字西泰，号大西域山人，意大利传教士。1582年，利玛窦来华，初到澳门，后到南昌、南京、北京等地。1596年冬，范礼安神莆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监督，赋予处理中国事务的全权，并要他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居留点，以争取中国皇帝的支持。1601年1月，利玛窦到达北京。最初住在宫门附近，后又住钦天监，随时候命进宫修理进贡的自鸣钟及洋琴。

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他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每到一地，都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以打动官吏及皇帝的心。当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渴望学到先进的科技，遂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他的十六种译著涵盖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众多领域。其著作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这是一部研究中国明代历史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他也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和漆器介绍到欧洲的人，还把“四书”介绍到欧洲。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确切的讲应该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涉及天文、历法、物理等应用科学技术。张骞通西域、《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等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先后进入中国，他们学习中国文化，采取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精通天文历法、炮术等知识，而这又是崇祯、康熙等皇帝所赏识并需要的。与此同时，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不仅推动西学的广泛传播，而且翻译了大量的西学典籍。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西学东渐还不足以唤醒沉睡的中国，但它代表中西两种文化已开始了碰撞。

——摘编自徐先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成因浅析》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以来，西学再次进入中国。从“开眼看世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再到“民主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翻译西书、著书介绍、兴办新式教育、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等，推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郑大华《论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