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学术作为传教的先导，带来了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科学和哲学思想。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被西方学术所吸引，渴望得到摆脱社会危机的启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也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维护皇权和大一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末的徐光启和清初的康熙皇帝。这些活动影响和启发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吴乃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材料二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古老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人被迫感悟到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落后就要挨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代表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的呼声，为此了解西方，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学输入，或由政府规划，或出个人胸臆，尽管他们终极目标各有不同，但从中国实际出发，比较中西异同，引进西学改造中国的操作原则却有相通之处。中国社会的变动曲线，也就成了西学东渐的主线。

——摘编自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

材料：利玛窦生于意大利贵族家庭，1571年进耶稣会修道，受同会前辈方济沙威略精神感召来华传教。为准备赴中国传教，利氏至葡萄牙念大学攻读法律、哲学、数学，再从里斯本经印度抵达中国。当时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对中国与日本的传教工作，采取更符合基督徒精神的适应策略，而非对美洲异教徒的征服政策。利氏服膺教会传教策略，对文明古国的知识与道德敬佩有加，把基督精神融入中华文化成为其一生的志业。明末外国人在中国不得自由通行，利氏于1582年抵达澳门，后随葡萄牙商人船只赴广州，翌年到达当时两广的省会肇庆，在该处住下并学习中文。利氏于1598年到达北京，1601年获准在北京久住。利氏在北京工作直到1610年去世，身后获得神宗皇帝褒奖，赐地安葬于北京，成百上千的信众参加了葬礼，其中有官员徐光启和李之藻，他们是利氏的生前好友，还有其他官员和教外之人敬献花圈和唁词，其中不乏高层人士，他们视利玛窦为一位德高、正直、博学的非凡之人。

——摘编自【美】夏伯嘉著(向红艳李春圆译)《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

材料一 明代最为成熟且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收到显著成效的乡约制度是王阳明编制的《南赣乡约》……官倡民办的组织模式成熟,约规内容具体详尽，如其中明确规定了乡约职务的设置要求，“乡落居民各自会推家道殷实、行止端庄一人，充为约长，二人副之,将各人户编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就明确规定，“通约之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都有救助相恤的权利与义务，以确保大家的基本生活保障无忧。可以说，通过朝野上下特别是王阳明等人的努力，除突遭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外，明代乡约的道德教化成效日益显著,在乡村社会营造出了互敬互爱、患难与共的淳朴乡风民风,颇具儒家理想的小康社会之意境。

——摘编自王蕾《刍论明代乡约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价值》

材料二、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家训使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家庭化、民间化,它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模仿、沿袭、借鉴的传播推演过程，其核心思想内容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传统家训教育以血缘亲情为前提,以言传与身教相结合,采用以小见大、化抽象为具体的理论转化路径实现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路径,这对现代的家庭教育乃至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有很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运庚《中国传统家训的现实文化价值与传承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