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鼎革之际，中国社会经历了“海徙山移”的历史巨变，士人们开始对传统帝制时代的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其中唐甄（1630—1704）以平等思想激烈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一位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平等问题的思想家。唐甄从人的自然生理角度论述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追求生存和发展是人天然的权利。他又提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人之生也，无不同也”。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建立新的君臣关系，批判社会贫富悬殊。在家庭伦理领域，唐甄提出“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主张夫妇之间应该“敬且和”。

——摘编自梁靖《唐甄的平等思想及其特色》

材料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黑人是最早和最热心斥责欧洲兴起法西斯主义的美国人”。据统计，截至1940年冬，美国75%的国防工业不接受黑人，即使到1941年3月，在17.5万名接受过国防工业生产培训的人中，也只有4600名黑人。二战使黑人看到了争取种族平等的希望，二战期间，美国国内各种关心种族权利的组织空前活跃。在大萧条中失业的黑人工人也终于因为战争再次找到工作，但是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这一切的结束。如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指出的那样，他们所受的待遇使美国白人大大丧失了人们的尊重。战争前后的经历刺激了黑人的民族意识、平等意识和寻求变革的渴望。二战期间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最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

——摘编自燕青《浅析二战对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

材料一   从先秦到明末以前所有民本思想家都是以批判个别帝王的专制行为为主，尤其是秦汉之后的思想家往往把尊君与爱民融为一体，以至构成民本思想的内在矛盾。黄宗羲对“后世之君”一概否定。 批判后世之君所立之法乃为自己家族服务的“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在明末以前，所有思想家均没有对帝王家族与民族国家加以区别，以至所有帝王都视自己家族之长治久安为国家的兴旺发达。他在《原臣》中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进而认为官吏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清之前的民本思想家往往把忠君爱民作为做臣的职责，始终把臣摆在仆的位置上。。黄宗羲认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黄宗羲则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

——摘编自韩锴《黄宗羲民本思想的价值》

材料二   黄宗羲在《原君》中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从人性自利的权利出发谈民利的正当性，与洛克保护私人财产的观点有其相似之处。黄宗羲在《置相》中提出的宰相与君主“同议可否”的制约思想；在《学校》中提出的“公其非是于学校”，实现士人议政的思想；从相权、学者议政权出发谈权力平衡，以防君主专制的思想与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

——摘编自韩锴《黄宗羲民本思想的价值》

材料一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

——《春秋·公羊传》

材料二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间，史之阀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三   吕思勉认为：“封建者，统一之反也。封建之制废，则统一之业成矣。然后世又有为统一之梗者，则叛民、叛将之割据是也。柳子厚（柳宗元）谓秦有叛民，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盖郡县之设，既无世袭，不得私有其土而有其民，而又不假之以兵，其势固无从叛。”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四   董仲舒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