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秦汉以来，受孔子“述而不作”的影响，学者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均以后人所作注疏为主，理论上的创新很少。自唐代中期开始，对注疏的质疑便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到了北宋初期，这种质疑声更是不绝于耳，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有些文人不满前人的注疏，大胆疑经，自立新解。例如，胡瑗著《洪范口义》，“俱驳正注疏，自抒心得……辞虽平近，深得圣人立训之耍”；孙复“治《春秋》，著《尊王发微》，大得圣人之微旨”；石介作《春秋说》，以明君臣之道，作《季札论》以明父子兄弟之道。

——摘编自高崎《苏舜钦与宋代理学的“种子”》

材料二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产生于内忧外患的晚明，发展于清初顺康年间，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黄宗羲提出：“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王夫之认为，“以天子下统乎天下，则天下乱”“分统之则治”。明朝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顾炎武通过对铸铁业、陶瓷业的亲自考察，认识到发展工商业是富国之路；黄宗羲更是旗帜鲜明地捉出“工商皆本”论。鉴于理学空疏不实的弊端，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黄宗羲更明确提出了“学贵适用”的学术原则，他认为，学问与事功应该是统一的。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在当时未曾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它为中国近代先进的人们接受民主政治观念提供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具有近代启蒙意义。

——摘编自戴叶《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的经世思想》

材料一   明清之际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等进步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即地方分权以制约中央的思想；黄宗羲则提出了比较彻底的主张，认为君是为民而设的，并提出“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他们的思想不是舶来品、西洋货，而仍然是打着“三代之治”旗号的儒学传统。但似乎可以说，以黄宗羲为代表的这批思想家倒真可以说是具有某种近代意义的“法家”，以至于梁启超说：“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民国初年，伴随政治上的动荡局势和帝制复辟的酝酿，思想界一度出现尊孔复古逆流，学术界注重传统风气的抬头……凡此种种，都与民国精神不相吻合。与此同时，民国局面的不如人意，促进了另一批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引发了进一步宣传民主、科学，猛烈批判传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如果说，民国初期到20年代末期中国思想界的变动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思想的引入、介绍、疏解和一般地运用方面，那么，由30年代开始，借鉴西方思想，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需要，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便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

材料一   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是理学。它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明朝时期，王阳明更是继承宋代思想遗风，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发展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也从不同角度批判了理学。龚自珍、林则徐等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提倡“经世致用”，引导人们挣脱“程朱理学”的枷锁。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人直接打出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儒家传统道德，否定并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摘编自张召宁、吕耀鹏《儒家思想的变迁及其认识》

材料二   康有为的“经世之学”是以托古改制为形式的，“是对儒家经典意义的延伸而非否定。西方的影响使他的经解绝对的非正统’，但绝不是‘非儒”’。这种既不抛弃传统又在器物层面上实行西化的要求决定了康有为不得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来重新解释传统的儒家经典，以使传统的儒学适应现实的需要。（康有为）在潜意识上无疑还是“蕴含着对西方近代文明深刻的疑忌，强烈的不满乃至发自内心的痛恶”。可以认为，康有为的思想反映了在“中国农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的矛盾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挽救“中国思想之没落”，并努力“种下新思想的种子”这样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举动的必然产物。

——摘编自郑军《康有为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