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江南制造总局一开始便聘用美国人科而担任全局总管，洋匠七人担任各工厂的主管，他们是生产技术上的实际当家人。后来又聘用英国人担任全局工程事务顾问，各分厂厂长。洋匠当家的情况，直到1903年也仍然照旧。该局添用的机器设备，大部分向外国购买，从1867至1904年间，向外国购置机器的费用，共达规银2，003，645两。英国是该局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主要供应者，该局实际上成了英国阿姆斯脱朗军械厂的附属，在英国人心目中，也确实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该局的船厂和福州船政局的轮船技术逐步提高的过程中，李鸿章奏请停止造船，转而向外国大量购置轮船，经办官员从中收受大量回扣。

——摘编自黄逸峰、姜铎《论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的经验教训》

材料二   1953年6月，我国政府与原苏联政府签订了海军订货协定（简称“六四协定”），通过“转让制造”方式引进了苏联军用舰艇制造技术，建造了一批当时来看较为先进的战斗舰艇，由此开启了我国船舶工业的现代化奠基发展之路。在“转让制造”这一过程中，我国对当时江南、沪东、求新、芜湖、武昌、广州等船厂进行了技术改造，新建了船用高中速柴油机，仪器仪表，特辅机，水声设备，水中兵器等一批关键配套厂。在这批新建配套厂中，有6个属于苏联成套技术援助的156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造船技术方面，焊接普遍替代了传统的铆接工艺，船体分段和总段建造法取代了整船散装法，船舶工艺流程改进，机械化程度提高，造船周期缩短，造船质量有了保证。到1959年，116艘军用舰艇基本完工，其战斗性能相当于国际上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水平，连同其他军用船舶，10年内我国船舶工业共生产军船484艘（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办公厅政策研究室，1994）。这一时期，船舶科学研究所、上海船舶工业学校和造船学院等船舶科研设计机构和学校从无到有创建起来，在一些大学还设置了造船系科。苏联曾多次派专家前来指导、协助，我国也选派了近100名干部工人赴苏联学习，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和边干边学的办法，我国船舶技术管理干部和工人队伍也逐步壮大起来。

——摘编自胡文龙《中国船舶工业70年：历程、成就及启示》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在帝国斜阳里，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开始从求购“坚船利炮”中寻求新路。1865年，李鸿章在韩殿甲制造局、丁日昌制造局等基础上筹建江南（机器）制造局，并不断扩充，至甲午战前，无论规模还是生产设备，均为国内乃至亚洲机器制造局之冠。其产品主要有枪炮、水雷、弹药、机器等，中国第一台明轮蒸汽军舰“恬吉号”也由其制造。江南制造局每年享有经费30—70万两不等，主要用于向西方采购机器、原材料及聘请洋技工等。除了单纯的制造外，江南制造局附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等。其中翻译馆，在20余年间翻译出版了163种欧美书籍，另办有约30种辑刊。广方言馆不仅是晚清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西书出版机构，其衍生的兵工学堂也是中国设置最早的兵工学堂。

——摘编自孙晔飞、陈娜《江南制造局的前世今生》

材料二   下图为1942年7月7日发行的《晋察冀画报》的创刊号的封面与封底。

封面照片《塞上风云》：1937年10月，向长城内外进军的八路军杨成武支队。

封底照片《沙原铁骑》：1937年10月，向冀西进军的八路军骑兵营。

材料三   1950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领导人会谈，并商定苏方援助中国建设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包括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载货汽车工厂。随后，我国提出了建设独立自主的机器工业，讨论了建设汽车制造厂的议题，决定聘请苏联专家承担汽车工厂设计。1956年7月13日，国产第一辆解放牌CA10型4吨载货汽车在第一汽车制造厂胜利下线，标志着中国自己不能制造汽车历史的结束。

——摘编自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