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它是中国第一部对国家体育教育进行细化的学制。它不仅规定了体育课程的时间，同时在中学入学试验最低限度标准上，明确提出“小学体育标准测验及格者”方能入学。为了与新学制相匹配，1923年民国政府又颁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壬戌学制》及《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正式将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并规定中小学课程分为国语、算数、历史、英语、体育等科目，学生必须将学分修满方能毕业或继续深造。同时在课程内容上，废除了中小学的兵操，改为田径、体操、球类、游戏等，要求初中把生理卫生纳入体育科。

——唐文昊《南京国民政府体育教育政策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体育事业同其他事业一样进入了崭新的时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中共中央提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根据这一原则，国家要求在全国各厂矿中，有准备、有计划地逐步推行劳动前后或劳动工作间歇的体操。在全国各机关，要开展在上班前后和工作休息时间的工作操。在农村主要结合当时民兵训练，利用农民的业余时间，推行一定项目的体育锻炼。同时规定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定期举行运动竞赛，进一步推动人民群众体育运动的开展。通过参加体育运动，人民群众患病率不断下降。据统计，衡阳发电厂在开展广播体操后，职工患呼吸疾病、精神不振的情况大有改善，医药费也减少了200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均寿命不断增长，除了科技、医疗等贡献外，也得益于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摘编自余敏《建国初期湖南群众体育研究（1949—1956）》

材料一：随着西学东渐之风，近代西方体育开始逐步传入我国。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在新式军队和近代学堂中推行西方“兵式体操”。同时倡导尚武精神，渐而推广至普通民众，以达强国保种之目的。甲午战争后，军国民体育得到维新派的大力提倡，在梁启超等人的呼吁下，国人逐渐认识到体育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要。民国建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将体育摆在了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的位置，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影响显著。

——摘编自王勃然《近代国人体育观念的变迁》

材料二：1917年，23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力作，他说“国力芥（指精神不振）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者，载知识之本而寓道德之舍也”，“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提出学校教育“三育并重”，体育“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进修勇而收效远”。1942年，毛泽东特别提出“锻炼身体，好打日本”的口号。1953年，毛泽东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强调了体育运动的大众性和重要性，之后他还祝贺全国青年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为中华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

——摘编自杨小波《毛泽东提出的“野蛮其体魄”，于今有何现实意义?》等

材料一   西周官学教育的内容合称为“六艺”。其中“乐”、“射”和“御”作为贵族的体育课，带有明显的军事和教化目的。春秋以后，各国为增强战斗力，不仅鼓励广大庶民参与兵役，而且加强了对士兵的军事训练。如魏国吴起常用负重跑、跳来锻炼士兵体能，将“魏武卒”打造成了精锐之师。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民间体育活动逐渐兴起，如齐国的蹴鞠、杂耍等。此外，养生体育也得到发展，形成“养神”和“养形”两大派别。

——摘编自李世华《中国古代体育简史》等

材料二   军国民体育始于清末洋务运动，其内容是效仿德日的军国教育，在新式军队和近代学堂中推行西方“兵式体操”，同时倡导尚武精神，渐而推广至普通民众，以达强国保种之目的。1906年学部尚书荣庆将军国民体育引向深入，使“兵式体操”在学校教育中得到进一步推展。

——摘编自律海涛《中国近代军国民体育思想研究》等

材料三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形式的运动会陆续在中国出现。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的个人意识逐渐觉醒，更加重视身体教育在实现个人幸福与发展上的重要意义。五四运动前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传入中国，其“个性自由发展”的主张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将“体操科”改为“体育科”，以育人为目的的身体教育成为学校体育的主流。

——摘编自王勃然等《近代国人体育观念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