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可以用孔子评价舜帝的三句话来概括儒家心目中的“三代之治”。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说的是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舜得天下，不是他自己争夺来的，也不是尧私相授受的。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君主应当作为尊贵的权力象征而存在，并不需要管那么多。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劳乎？”君主尊贵而虚其位，君临但不统治，国家的治理权交给贤能之士。这也叫做“共治”。

儒家治理理想贯穿了“三代”之世，而“郁郁乎文哉”的周制，则当之无愧地代表了“三代”的文明巅峰，所以孔子说，“吾从周。”至于美好的“三代之治”是不是真实地存在于历史上，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一直活在儒家的集体记忆中。

——摘编自吴钩《从三代理想看“儒家宪政”的动力》

材料二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及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

所有黑奴及其子孙一以平民视之，听从自营生理……西洋大国以爱民之心，推类以及异国无告之民，设法以维持之，其仁厚诚不易几也。其勃然以兴，又何疑哉！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

——摘自《郭嵩焘日记》，1877年

材料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叙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其中记载：

《五帝本纪》：“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材料二 《竹书纪年》是西晋学者荀勖等人，根据公元279年发掘的战国魏襄王墓中的竹简，整理而成的一部编年其内容从远古至战国，原书在宋代失传。《古本竹书纪年》是后代学者广辑各种古籍中引用的《竹书纪年》原文，编辑而成的。其中记载：

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禁闭）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

材料一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与其学生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学生问：“舜做了天子后，假如其父杀人，舜的法官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抓起来就行了。”学生又问：“难道舜不阻止法官吗？”孟子说：“舜怎么能阻止呢？法官是按职责办事。”学生问：“那舜又该怎么办呢？”孟子说：“舜应当放弃天子之位，毫不顾惜。然后偷偷地背上父亲逃到海边住下，一辈子都很快乐，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情忘掉。”

——据《孟子》

材料二 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萱等《韩愈评传》

材料三 春秋战国时期，按“官有能而禄有功”的原则，废除血缘世袭的贵族制，建立起官僚行政制度。秦至汉初，秉承法家理念，功与能为官吏升迁任免的主要依据。汉武帝以后，儒生出身的官吏地位上升，官吏个人品行对于引导、教化百姓的功用日益受到重视。东汉时，士大夫追逐基于德行的“名”，官吏矫情虚伪而无实际才能成为普遍现象，曹操执政，强调“唯才是举”，功、能者优先，“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西魏北周选任官吏，突出思想品行的重要性：“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强调对官员的品行和政绩考核。“其志行名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材料四 唐代将品德与任职态度方面的“四善”作为考察官员最重要的内容：“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同时规定各类职务的最佳业绩标准，称作“最”。每年考核，公示结果。考核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居官饰诈，贪浊存状，为下下。”“善”是获得薪酬奖励与迅速提升的关键。

——据《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