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江南蚕桑丝织业，起源颇早，但直到东汉末年，仍仅见于少数个别地区，至唐朝，仅长江下游28州中，蚕桑区已达85％。其品种涵盖绫、罗、锦、纱等，纹理样式也由唐初18种增至中后期的38种，如《元和郡县图志》载：“自贞元之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纤丽之物，凡数十品。”唐中后期，江南丝织业也改变“艺桑鲜而布帛疏滥”的境地，跃进全国最先进行列，其特殊、高级丝织品也成为宫中服饰的首选，甚至唐皇为此下诏：“禁断（江南）织造淫巧”。

——摘编自卢华语《唐代长江下游蚕桑丝织业之发展》

材料二   两宋时期，江南丝织品作为商品输出的记载尚未发现；元代，华北、四川等地的丝织业依旧发达；至明中叶，除江南之外，全国仅有少数城市还保留一些规模有限的丝织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潞州（山西），织机数约为9000张，年产潞绸约10万匹，仅相当于或不及江南一个大型丝织业市镇的织机数与产量。因此，明代商人携数千金购苏杭绫罗绸缎运销四川之事颇见于小说。16世纪以后，随着日本发现诸多银矿和新航路开辟，丝—银贸易成为中日、中欧、中美最重要的贸易之一，在清前中期以前，江南丝织品始终在这一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南京的“金箔织”更在欧洲市场上享有盛名。

——摘编自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

明清之际是中国农耕经济的繁荣时期。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明清之际，松江府一带，“所出布匹，日以万计。”松江一带棉布生产随着市场的需求而变化，而且远销湖广、江西、两广、陕西、山西、北京及北方边疆地区。北方省份所产棉花，除缴纳租税之外，几乎全部运至南方销售。……当白银成为合法通货之后，对于这种远距离的商货贸易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摘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二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玮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三广州从秦汉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是从西太平洋进入中国的第一站。1757年，清朝政府宣布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将广州推上了中西贸易的枢纽地位。原本可以从上海、宁波、福州等地出口的货物，全都被限制在广州出口，大批的福建商人涌入广州成为“十三行”行商，清朝的“国有企业”总部也云集广州。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进入航海时代的时候，西方一度只知广州，不知广东。广州也就成了西方人眼中中国的象征。

据材料一，分析松江府“所出布匹，日以万计”的原因。

据材料二与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清之际江南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根据材料三，概括广州成为中西贸易枢纽地位的原因。

材料一

材料二   到了明中叶，除江南之外，全国仅有山西潞安、四川成都等少数城市以及华北个别地区还保留着一些规模有限的丝织业。但它们在全国丝织品市场中的地位远不及江南。四川民间衣服所用丝织品尚多取之于江南，位于川西金沙江林区的建昌卫，因有大量木材输往江南，故“虽僻远万里，然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时人张翰说：“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

——摘编自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