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人如此，国家也同样如此。对于国家而言，“民无信不立”。对于个人而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中说，就与人交往来说，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判断他人来说，则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中庸》指出：“诚者，自成也。”真诚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

——摘编自黎红雷《儒家诚信思想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西方传统信用文化认为个人自由是缔结契约的前提。“信”是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原则，是体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方面，人们普遍认同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西方信用文化带有法律和秩序的属性，能够起到协调人际关系、净化经济活动运行环境的作用。

——摘编自李新庚《信用理论与制度建设研究》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诚信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亲缘（熟人）信任所构成的道德范畴。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道德标准；诚信是人际交往的伦理基础，“熟人有信”，以诚信为本，才会事业有成；诚信是立国之本，是一种德政和德性的要求。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荀子说：“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中国传统诚信对人而不对事，具有人伦等级性；多重“义”轻“利”，是个人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通过荣辱感、信念、良心等内部力量来自我要求与克制，完全是一种源于内心的自我约束与高度自律。诚信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立人、立业，立国之本，成为家国同构的“礼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的是以宗法家族关系为支柱的熟人社会的道德要求。

——摘编自涂永珍《中西方“诚信”文化的差异及其现代整合》

材料二   西方传统文化对诚信的理解统一于西塞罗的定义，“诚”即个体的诚实品性，诚实是诚信的基础，它要求个体对事件信息作完全和真实的披露。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及其自己的财产而通过社会契约结合为社会，为此要承担彼此承认他人之所有权的义务，这大量体现于罗马法中已建立的诚信契约制度。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彼此的“诚信”适用于所有人，有利于保障个人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得到普遍认同，超越了道德范畴而有法律和秩序的属性。

——摘编自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罗马法到现代社会》

材料一   中国传统所谓的法治，实质上是用法或法令来统一制度、控制臣民，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在古代中国，个人在政治上、法律上、伦理上没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和人格，也没有什么权利意识。法律的价值目标就是用否定和压抑人的个性发展和正当权利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统治秩序。西方法治意识理念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强调的是维护和保障个人的权利。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护并保障个人的自由，而不是限制或者剥夺个人的自由。可以说，作为西方法治文明精髓的宪政制度，就是建立在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个人自由的理念之上的。

——摘编自柯卫《中西方法治意识的差异及启示》

材料二   1979年7月1日，中国通过了7部重要法律，恢复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以1982年现行宪法的通过为起点，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调整了自身的结构，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之前，理顺了国家、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确立为治国方略。到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个体系以宪法为核心和统帅，以法律法规为主干，涉及宪法和宪法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上了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摘编自莫纪宏《改革开放40年：从公平正义到全面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