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逐渐引起国家和学界的关注。199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承担编纂、研究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各高等院校教师也积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了《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重要文件选编。……到目前为止，全面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性著作已经出版六七十种。高等院校各学科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关的必修课程，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中国当代史研究生的工作也得到很快发展。

——摘编自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现状》

材料二   2009年，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1949一195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简称《国史编年》）正式出版。《国史编年》兼取传统史书体裁中“编年”与“记事”两者之长，以《纲》按月、日排列，历史发展脉络清晰；以《目》记述大事始末，使人了解其来龙去脉。该书还增加《注释》。……凡史料记载中两说并存，一时无法辨清者，均作说明，存以备考。对于某些流行说法存有歧异或不采成说者，更在注中加以分析考证。重要“目文”之后皆附《文献》作为参考。《国史编年》选用了一批中央档案馆过去未发表过的档案。这些档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已经公布的文件的涵盖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有正史性质的大型资料书……该书迄今虽只出版了七卷，却为以后编纂各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国史学科开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摘编自史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的基本特点》

材料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位于四川省境内，距今有3000—5000年历史，是古蜀文化的重要遗址，也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前人们都认为中国的古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标志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在三星堆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青铜器，还有大量的青铜人像、人面像、兽面像等。这些青铜器和人物像风格独特，例如，黄金权杖和黄金面具等，在我们已知的商代和以前的中华文明中从没有发现过，却常见于埃及和西亚的出土文物中，如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刻画了太阳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权杖的形象。除此之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也有人认为与两河流域发现的生命神树雕像有亲缘关系。正是因为这些出土文物形态如此奇特，并且与西亚、埃及等地似乎有着很多联系，围绕“三星堆文明起源之谜”，学术界产生了诸多争论，主要代表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三星堆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亚文明，是中原文明的重要分支；二是，三星堆文明来源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三是，三星堆文明是受多元文明影响生成的文明。

2022年6月，三星堆考古发掘最新成果揭秘，共出土文物近13000件。在这次出土的文物里面，有些种类在中原地区也曾经出现过，例如，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与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摘编自杨晓邬《揭秘三星堆“上新”背后的故事》

材料一：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 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综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 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