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樊锦诗， 1938年出生于北京，1958 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3 年， 樊锦诗大学毕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是那个时代青年的志向，樊锦诗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研究院工作。漫长的五十年，她择了这一事，也终了这一生。

樊锦诗用爱和生命践行着守护敦煌的神圣誓言，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坚持改革创新，构建“数字敦煌”，开创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

——摘编自王仁锋《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敦煌莫高窟坐落于河西走廊的西部尽头，它的开凿从十六国时期到元代，今存洞穴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色雕像2400多尊，是我国现存石窟艺术宝库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座。

材料一   唐朝前期敦煌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西汉以来几百年的发展为敦煌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众多胡商到来和定居，又为这里带来了域外文化的精髓，儒学、佛学、道学和其他外来宗教学说在这里交相辉映。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在形象塑造上、深受大唐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影响，绘塑的人物皆是丰盈润泽，健硕强壮；壁画内容不再追求苦行清修，转而宣扬天国的欢乐和现世的幸福。画面用色多浓郁华丽，与早期的古朴沉稳恰成对比，创作出的艺术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摘编自杨宝玉《敦煌史话》

材料二   1900年5月，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引起世界轰动。部分当地官员认识到洞内文物价值，希望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但时局混乱，甘肃省政府以无暇筹措运费为由，拒绝这一提议。1907年后，西方国家派出的“探险队”先后进入敦煌掠走大量敦煌文物、破坏敦煌壁画遗迹，大量敦煌文物就此流散世界各地，一度造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在现代，经过学人的努力逐渐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局面。

——摘编自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樊锦诗、赵声良《灿烂敦煌》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覆盖城镇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人的养老金、医疗费都由企业负责支付和报销，企业的压力非常大。由于中国在较长时期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逐步形成了“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完全依靠传统的家庭赡养老人难以行得通。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迹象日益明显。……2000年初，有学者建议中国可以效仿国外，建立养老基金，通过资本运作，保证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以解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2000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建立全国社保基金，同时设立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2000年底，中央财政拨款200亿元作为第一笔基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通过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运作，加上财政拨款……社保基金的规模不断壮大，尤其是投资收益，截至2010年底，其累计投资收益已占社保基金权益的43.19%。

——摘编自刘仲藜等《全国社保基金的建立和初期发展》

材料   对日占领结束后，美日两国通过签订安全条约建立了双边同盟关系。从朝鲜战争中获得经济发展机会的日本并没有改变吉田茂制定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发展战略，日本的军事力量远远不能满足美国的期待，驻日美军仍然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1957年发生的“哲拉德事件”（美军士兵哲拉德打死日本妇女的事件），使得日本民众反对驻日美军的呼声日渐高涨，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重视日本政府提出的修约和调整同盟关系的诉求。1958年，美日就双方同盟关系的新框架开始进行谈判，1960年两国签订了《日美相互合作与安全条约》。从条约的内容上看，日本改变了形式上与美国的从主关系，至少可以与美国“对等”交往。美国在日本驻军仍然是合法的，美国则给予了日本对驻日美军一定的控制权，规定了驻日美军防卫日本的任务，同时删除了一些危害日本主权的规定，并将经济合作纳入了新的同盟关系中。

——摘编自孔晨旭《1950年代美日同盟关系调整：基于驻日美军视角》

材料   樊锦诗（1938年至今），国家荣誉称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获得者。1963年7月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她毅然放弃在大都市的工作机会选择了敦煌。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20世纪80年代，她带领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宝贵资源。樊锦诗还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敦煌研究院还在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推广了成果。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摘编自《敦煌守望者——樊锦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