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在秦汉帝国，氏族血缘关系残余被较为彻底地铲除，但罗马帝国仍存城邦时期血缘关系的残余。罗马与秦汉的专制政体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秦汉郡县的机构庞大，尽管秦汉郡县机构复杂，人员众多，但管理层次则是相当分明的，罗马行省机构则远不及秦汉帝国那样复杂。罗马行省之下为城市，由于城市具有自治或半自治的性质，所以罗马行省机构设置简单；官吏人数不多。行省主要负责税收、司法和治安等方面事务，远不及秦汉郡县管辖得那样广泛。尽管随着罗马帝国的发展，中央政府对行省控制不断加强，但罗马行省始终没有形成层次分明的管理机构。

材料三公元前227年，罗马建立第一个行省，之后，随着罗马海外征服的范围不断扩大，行省数目大为增加，行省制成为罗马统治海外领地的重要制度。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后，行省制度趋于完善。长期的战争以及行省需要重兵驻扎，从而为军阀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行省制的发展，破坏了罗马城邦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即与氏族血缘关系有联系的具有闭塞性质的罗马公民集体，最终导致罗马城邦走向崩溃。……古代中国的县，出现在春秋时期。至战国时期，秦对外扩张活动不断加剧，县的数目也越来越多。郡大概到春秋末期才出现，秦国郡辖县制度的形成，大概要到战国末期。秦帝国建立后，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为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

——摘编自易宁：《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

材料四宋初承袭的是晚唐、五代“藩镇—支郡—县”的政区统辖模式，藩镇之长官节度使是事实上的高层政区首脑。太祖立国之初，即罢诸强藩典中央之兵，次则集天下精兵于京师，以削弱藩镇之力量。太宗时所有统县政区都直属中央。取消高层政区的后果，是中央难以因地制宜地处理数以百计的统县政区的行政事务，中央政策在地方之执行又缺乏有效监督。此后，转运使成为高层地方行政组织。

——摘编自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五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摘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材料六清初为便于统治明代故土，仍沿用明制承宣布政使司，仅改北直隶为直隶，南直隶为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即废除了南京为留都的地位。康熙初，改布政使司为省，因认为全国区划为十五省，其制过大，所以分湖广省为湖南、湖北两省，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分陕西省为陕西、甘肃两省，汉地被析为十八省。在边疆，清朝施行与内地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乃由中央设辖区，委派重臣，如在东北地区设奉天（盛京）吉林、黑龙江及在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在新疆设伊犁5个将军辖区，但伊犁将军一直待在中原，在西藏、西宁设办事大臣辖区，蒙古则采取其民族的盟旗制，连同内地18省，全国共为26个政区，为中国现代省的政区划分奠定了基础。

清代省以下的各级行政区划单位基本上是沿用明制，省下辖府和直隶州，府下领散州和县。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漕运是中国古代政府征收来的粮食中的一部分，通过水路，水路不通之地辅以陆运，将它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所形成的一整套组织和管理制度。汉武帝时，由于京师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粮食等物资以满足贵族、官吏和军队的需求，漕运逐渐发展成为常制。魏晋南北朝时，军阀割据，京师所需粮食基本上从本地区取给，漕运处于低落时期。唐宋以来，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漕运粮额扩大，唐朝政府曾组织数千漕船，年运百余万石江淮漕粮北上。元代形成的海运与河运相结合的格局，是元代漕运的一大特色。明清时期，漕粮除征收正米和耗米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粮户的负担加重。漕粮征收的本是粮食，但明清时期也有以现银折纳的情况，称之为“改折”。嘉庆四年（1799年），政府规定，交银交粮听民自便。乾隆中期以后，伴随吏治腐化，漕政逐渐败坏，漕运走向衰落。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由于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因河政废弛年久失修而到处淤滞，清政府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部分地区实行海运，并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南方粮食生产的相对衰落，以及漕粮“改折”收银在南方地区的广泛推行，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颁布了停漕令。沿袭千年的漕运，到此终结。漕运既停，因征运漕粮而设置的各衙门、卫所等机构逐渐停革，其中的积弊亦不复存在。

——摘编自江太新、苏金玉《漕运史话》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战国以来零乱错杂的交通道路进行统一规划和改建，大修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将各国道路纳入统一的交通系统之中。秦代形成的陆路交通网在汉时又历经拓修完善，并随疆土的扩展进一步延伸。自长安而东，经洛阳达临淄，为东路干线；自长安而北，直达九原郡，为北路干线；自长安向西，经由河西走廊，延长到西域诸国，为西北干线；自长安向西南经汉中，以达成都，并远至云南，为西南干线；自长安向东南出武关，经南阳，以达江陵，为南路干线。此外，还有一些支线和水运干线通向全国。由此，疏密交错的交通干线、支线结织成网，形成全国规模的交通系统。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等

材料二   秦汉时期，统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即全国性统治中心的确立、从中央到地方官僚体系的形成、庞大军事体系以及全国性社会秩序的建立。这一变化促使王朝必须建立一个有序的、有保障的、以粮食为主体的物资供应体系。然而，以农立国的经济特性，使得统一的集权王朝在建立物资供应体系时，不得不面对广泛而分散的小农经济。集权政治有效地使小农成为赋税与徭役的双重负担者，成为国家的生存基础。在此基础上，漕运逐渐形成并发展。秦汉时期的漕运，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尚处于初步阶段，漕运无常制、无常时、无常额，漕粮多为军用。隋唐以后，渐形成了相应的成法、固定的职官和额定的年漕量，漕运逐渐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经济体系。

——摘编自吴琦《中国古代漕运的社会意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