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以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主张帝王将“民惟邦本作为治国之要”。汉代民本思想在继承和总结以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其显著特征就是关注民生。贾谊曾明确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且强调“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由此可以看出，汉代民本思想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民”，而是将民作为评价政绩的标准。唐初的魏征和李世民明确地提出了民水君舟说，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节力役；息边争；不违农时；大办农业，使耕者有田，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赈灾百姓；慎刑罚。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家，既不像先秦民本思想家那样强调民在邦国中的地位，劝诫统治者要得民心，亦不像汉唐以后强调人民载舟覆舟的历史作用，他们所强调的是人民作为人的权利，尤其批判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制度是违背人性、压抑民权的制度。

——摘编自赵树森《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化》

材料二 孙中山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毕生致力于此，可谓“鞠躬尽瘁，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收养老人，供给丰美，而终其天年，则可补贫穷者家庭之缺憾，贫者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他指出：“国家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虽然孙中山所谓未来的“大同之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但是孙中山将“大同世界”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摘编自万建中《孙中山富国强民的国家建设思想》

材料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民主进程和社会变革的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被放在越来越突出和重要的地位。 2004年3月，国家决定：“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可使农村减轻负担48亿元，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众所周知，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子女辍学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上好学，2006年起，我国西部地区率先进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十一五”时期，中央计划要在全国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包括比较规范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比较规范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2006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此后，各地提高农民工待遇、改善农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措施也陆续出台。除此之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等都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积极解决。

——摘编自赵秀玲《“以民为本”与政府治理——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惠民政策分析》

材料一、古代的福利救济，既有天灾人祸后非常时期的救济，也有平常时期的福利或救济.仅在平常时期的福利或救济中，就有丰富的内容，包括生老病死苦各种情况下的福利或救济。直接用于福利和救济的手段包括：赏赐或发放生活必需品，提供栖身之所，提供生产工具或资料，给残疾人提供工作机会，提供劳动力帮助耕作，提供待丁或保姆服务，减免赋税，减免徭役，售卖平价或低价粮食，发放药品和医疗指导书籍，提供免费医疗，提供丧葬费或服务，免除学费，提供旅行帮助，促合鳏寡成婚等等。从西周到明清，没有看到政府在全国性年度赋税计划中专列常规性用于救济的赋税项目，也没有真正的长期稳定的这类税种被执行，没有看到政府在这一目的上有真正的常规性开支预算。用于福利救济的钱物，要么来自临时动用皇室经费或国库一般库存，要么开列专项税收，要么特设官办产业或放贷或流通服务，要么挪用政府的专项收费，要么直接取自富民，要么接收使用无主财产。用今天的话说，多数是特收特支。

——摘编自史永锋《中国古代福利救济制度及其精神》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戊戌变法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和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也结合海外经历，将西方社会福利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思想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社会福利主张。康有为在其变法富国论和理想社会论中，都提出了系统的社会福利主张。他认为救国必须从“扶贫救弱”开始，只有国民走出“穷弱”，国家才能变得强大起来。在《大同书》当中，他更在批判现实社会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认为只有建立“公养”、“公教”、“公恤”的福利保障制度，人类才能真正地走向大同。而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中，集中阐释了“民生”的含义，构想了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福利保障社会的蓝图，在这一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代表了中国人对理想大同社会的强烈渴望和向往。

——摘编自田毅鹏《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

材料三、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建立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住房保障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中央高频率出台了《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等民生建设政策；决定3年内投资8500亿元改善医疗卫生，投资9000亿元改善住房条件；强调解决对困难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材料一   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53—1957年政府先后8次发出指示，改变自由迁移政策，为控制城市人口现模，限制农民进城。195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首次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提出限制性政策，全体公民被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粮油供应由国家解决，从而形成了与户籍相关联的社会福利制度。1982年1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1984年1月中央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0月，出台政策规定，凡申请到集镇（指县以下集镇，不含城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公安部门应办理入户手续，除口粮自理外，其他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据统计，1984—1990年全国共计有500万农民落户城镇。2016年相关政策要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

——摘编自郭东杰《新中国70年：户籍制度变迁、人口流动与城乡一体化》

材料二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发展，催生了城市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1979—1992年，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从17.6%上升到23%、12.6%上升到26.9%。1978—1999年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至30.89%。2000年以后，政府逐步放宽并改善农民工的进城条件，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平等共享城市中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据统计，2000—-2016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50%下降到27.7%，城镇化水平提高至57.35%。1978—2016年，中国年均劳动力利用效率提升15.6%，并且提升幅度在逐年增大。

——摘编自张广胜、田洲宇《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变迁、贡献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