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朝“畿内之民，十家为保”。春秋战国，各诸侯采用“什伍制”，“五家为伍，伍为之长；什伍为里，里置有司”，商鞅变法实行“什伍连坐制”，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北宋王安石变法颁布的保甲法规定“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或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之后保甲法在全国各地逐步推行。1076年，各路“义勇、保甲民兵多达718万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主武装。明清两代乡里制度基本上都经历了由里甲制度向保甲制度演进的过程。“里甲”与“保甲”“相似而实不同，里甲主于役，保甲主于卫”。而且，明清两朝的保甲已经在向“保”和“甲”两级机构发展，主要负责治安、户籍查报、人口迁移等。

——摘编自韩永周《中国保甲制度的历史流变与利弊》

材料二   1928年，中共湖北省委颁布了《乡村苏维埃的组织决议案》，划归成立行政小组，选举乡代表，赋予工农群众及一切劳动者以真正的民主权利。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鄂豫皖边区在县、乡实行普选制，取消联保，赋予保甲以全新的思想内容。1941年，《鄂豫边区行政公署组织条例》和《鄂豫边区县各级政府组织条例》规定：实行保甲自治，保长和甲长由选民选举产生，保甲长平均三个月改选一次，并由所辖全体人民监督其工作，因而，“在保民大会上，从来不敢过问政治的老百姓，也敢选取他认为‘可以’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1949年2月，中共武汉市委讨论决定今后的工作总方针是：“更加积极的、有重点的建立、加强与扩大在群众中的核心组织，团结各阶层……有计划地完成接管城市的各项工作，争取彻底解放”。

——摘编自荣丽萍《新中国初期武汉城市居委会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截至1953年12月中旬，全国已有多个地区先后分批展开了基层选举。广大干部深深地体会到了权力来源于群众的道理，在当选后不得不改变以前的工作作风，以积极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深感各级政府确实是代表人民的政府，政府的权力也确实是由人民授予的，主人翁之感油然而生。妇女们对自己和选举的关系、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应有的权利有了进一步理解，纷纷反映：“现在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和男人有同样平等的选举权利了。”

——摘编自周震《新中国第一次基层普选简析》

材料一   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会议制訂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后有两种积极性，即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党应采取的正确方针是：“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仿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决议》要求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在这个《决议》指导下，农村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到1952年年底，全国共有互助组830多万个、初级社3600多个，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40%。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材料二   从1978年至2008年，乡镇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常显著，企业数量从19万个增加到17611978年的930倍（实际增加值约为177.9倍），名义总产值约为1978年的1396倍（实际总产值约为267倍）。1978~2008年，有约2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移到了第二、三产业，其中仅乡镇第三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就占到1/4，其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缓慢发展；第二阶段（1984~1992年）大幅增加、数量扩张，企业数量增长远大于实际总产值和实际增加值的增长；第三阶段（1992~2000年）和第四阶段（2000—2008年）稳定发展、质置提高，实际总产值和实际增加值的增长远大于企业个数和就业人数的增长。

——摘编自王新梅、董明月《乡镇第三产业30年的历程》

材料一   大机器工业破坏了她们过去走不出家庭与家族关系的狭隘圈子的宗法关系的闭塞性，吸引她们直接参加社会生产，19世纪初大批中下层妇女开始涌入工厂。据统计，1839年英国棉纺织厂工人总数为259336人，女工146395人，占棉纺织工人总数的56.45%。19世纪中期，职业妇女的人数在全国劳动者中约为30%，工人的妻子成为男工不可缺少的帮手。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扩展、女子教育的改革发展，中产阶级妇女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她们在教师、护士、医生、科学家等工作岗位都干得有声有色。妇女越来越独立且经济地位的提高自然要求相应的政治权益，宪章运动中的劳动妇女己不再满足于对男人组织的简单模仿，她们开始组建自己独立的组织，到1848年终于成立了统一的妇女组织一“全国妇女宪章协会”。这些使得妇女的婚姻自主权，财产权也相应地得到提高，由于妇女们的不懈努力，1870年英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宣告通过。

——摘编自尹丽曼《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材料二   19世纪中后期，西方工业冲击使依靠纺织维持生活的妇女失去了生计，被迫进入纱厂、丝厂、火柴厂等，1915年，其中女工为245026人，占工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还出现了教师、医生、护士、记者等知识妇女。职业角色发生变迁改变了性别分工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模式，女子的地位随之变化。近代思想家们从实现人的社会化与促进社会变革的关系中，对近代妇女社会角色进行了定位，梁启超认为“女子握生之大原，居人数之半，国之兴亡，女子与之有密切联系”、“要让妇女都受到应有的教育”。1898年5月，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一经正学堂在上海诞生，1915年中国有女子学校3766所，女生人数达180949人。由此衍生出了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等新观念。观念的转变又引起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更新，促进了人的近代化和社会的发展。由于历史上沉淀太久，使得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在地域、阶层。上也不平衡，城市强于农村，东南沿海强于内陆，知识分子、留学生强于一般民众。

——摘编自王晓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