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闽书》记载，明初以来，里甲除提供征派差役依据之外，"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其措办”。清朝则增加了里甲宣读圣谕、倡导互助等新职能。里长和甲首多以宗族为中心，控制族内的人丁和田产，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相应职务，形成了相当严密的赋役共同体。明清统治者制定了不少乡村治理的律令条规，还允许各地的家训族规成为国家律令的补充。福建地方官府大多要求基层“粮户归宗”，即承认里长和甲首的世袭特权，承认致仕归乡官僚的社会影响力，承认乡村社会的宗族自治，从而维护“服赋役而隶版籍”的统治秩序。

——摘编自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等

材料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巩固其统治，推行地方自治，确定以县为自治单位，立法院先后制定了《县组织法》《县组织施行法》等。不少实验区（县）根据政府有关自治事务的规定，开展调查户口、测量土地、整顿税收、修筑道路、改革政制、编制保甲、办理民团或警察局及成立自治团体组织等工作。由乡建团体主持的各实验区（县）的地方自治工作虽然较为认真，但并没有给地方带来自治，都没有改变作为地方政权机构的所谓自治组织"是地主土豪用以镇压农民剥削农民之工具"这一基本事实。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下）

材料一   据《闽书》记载，明初以来，除提供征派差役依据之外，里甲“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其措办”，清朝则增加了宣读圣谕、倡导互助等新职能。里长和甲首多以宗族为中心，控制族内的人丁和田产，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相应职务，形成了相当严密的赋役共同体。明清统治者制定了不少乡村治理的律令条规，还允许各地的家训族规成为国家律令的补充。福建地方官府大多要求基层“粮户归宗”，即承认里长和甲首的世袭特权，承认致仕归乡官僚的社会影响力，承认乡村社会的宗族自治，从而维护“服赋役而隶版籍”的统治秩序。

——据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是经济革命，更是政治整合。是通过清匪反霸打击实际掌握乡村统治权和压迫普通农民的地主势力或其他黑恶势力，将分散在乡村社会的社会权利收归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一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末端建立起基层政权组织，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将土地分配给无地、缺地、少地的农民，由此，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称土地改革是“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一一摘编自李华胤《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与经验探析》

材料一   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村镇、庄园、教区共同构成了乡村基层组织，它们之间各自独立履行职权，又相互牵制和争夺。在这种形势下，村民们得以开展自我管理，乡村管理者由村民集体选举产生。那些具有法律知识的乡绅逐渐跻身治安法官之列，而约曼（富裕农民）则逐渐成为陪审团的主体。大量乡绅和约曼家庭的子弟，逐渐占据财政部、枢密院、议会等中央机关的要职，挑战贵族对官职的垄断地位。村庄共同体逐渐摒弃了血缘关系纽带，形成基于地域的具有共同担当、共同抵御的集体意识。

——据侯建新《中英封建晚期乡村组织比较》等

材料二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旨在全面改造传统农村的模式探索，其内容包括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的现代性改造。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成效来说，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不少缺陷。它改造农村的一些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既把改造农村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问题，又企图寻找一条改造农村的有效途径。在农村政治改造方面实行民主自治制度，在农业经济改造方面推行具有企业化和市场化性质的股份合作体制，在农民素质改造方面培养初具现代文化科技知，识的“新农民”，从而显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农村建设模式。

——摘编自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