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中期面临两大难题：一贫，国库年年赤字；二弱，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解决这两大问题，必须变法革新。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拉开变法序幕。改革“以择术为始”，确立经世务实的新经术治国思想。富国强兵是新法根本，为此，他以“变风俗，立法度”为突破口，用法治推进改革。在定制度、立法度的决策上，他继承儒家德治、吸收法家长处，确立“以中人为制”的决策模式，按中人（多数人）的标准制定法令制度，坚决反对垄断，极力抑制兼并。他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先易后难、步步深入，改革取得明显成效。1074年，吕惠卿接替参知政事，打击改革派，改革最终失败。

——摘编自《王安石变法始末》

材料二   1901年，清廷发布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盖不易者三纲五常。”开始新政改革，裁汰书吏、差役，增设外务部、商部、学部和巡警部等新机构。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做法，推出中央新官制。其中内阁、军机处一切照旧，一些主要与宫廷皇室有关的机构，均保留不变。此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又出台了地方官制改革方案，并宣布该方案先在东三省试行，各省于15年内分期完成。对于此次清廷的行政改革，当时舆论大失所望，感叹：“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而东三省官制改革又直接导致清廷内部发生轰动朝野的“丁未政潮”（1907年春夏间）。

——摘《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伴随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嘉靖初年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形成了主币，并以赋役改革的形式迅速扩张，进入国家财政的层面。《会计录》显现出明代财政从实物折银到征银的曲折反复过程，这无疑已将原有的以实物为主的财政结构破坏殆尽，使得国家财政状况异常的混乱无序。财政危机表明，对于原有财政体系需要一个改革与重组。张居正改革正是应对这样的挑战与危机而出现的，是在白银通货的盛行中应运而生的。

——万明《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

材料二   1901年，清廷发布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 ……盖不易者三纲五常。”开始行政改革，裁汰书吏、差役，增设外务部、商部、学部和巡警部等新机构。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做法，推出中央新官制。其中内阁、军机处一切照旧，一些主要与宫廷皇室有关的机构，均保留不变。此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又出台了地方官制改革方案，并宣布该方案先在东三省试行，各省于15年内分期完成。对于此次清廷的行政改革，当时舆论大失所望，感叹：“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而东三省官制改革又直接导致清廷内部发生轰动朝野的“丁未政潮”（1907年春夏间）。

——摘编自王建朗等《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越来越多。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交织叠加、错综复杂。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材料一（杨尚希）时见天下州郡过多，上表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帝览而嘉之，（开皇三年）于是遂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州县之下）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十五年，罢州县乡官（周、齐以来地方官员自辟之僚属）。

——摘编自《隋书·百官志》等

材料二1901年，清廷发布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盖不易者三纲五常。”开始行政改革，裁汰书吏、差役，增设外务部、商部、学部和巡警部等新机构。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做法，推出中央新官制。其中内阁、军机处一切照旧，一些主要与宫廷皇室有关的机构，均保留不变。此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又出台了地方官制改革方案，并宣布该方案先在东三省试行，各省于15年内分期完成。对于此次清廷的行政改革，当时舆论大失所望，感叹：“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而东三省官制改革又直接导致清廷内部发生轰动朝野的“丁未政潮”（1907年春夏间）。

——摘编自王建朗等《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1941年11月，以党外人士李鼎铭为代表的11人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中共中央对这一倡议非常重视。于12月17日，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否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要求各地整顿各级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紧缩机构人员编制。”根据这一指示，边区政府、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简政，调整合并行政机构，减少工作人员。以太行区为例，全区军政人员减少6万。1943年后太行区由于精简，每月可节约公粮7000石，节约经费60万元。当年征收的公粮比1941年减少近1／3。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根据地由此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