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之下，新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的认识深受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影响，将民族主义国家视为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因此，在政治和外交上否认中立主义的存在，以致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国家只有印度、缅甸等5个国家。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中国宣布在外交上采取“继续坚持和平政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并在1954年逐步形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新的外交战略。参加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的顺势而为的战略行动。在外交关系上，中国积极转向周边国家和亚非新独立国家，这充分体现了新中国主动拓展国际空间的意识。

——摘编自张屹峰《万隆会议与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建构》

材料二   从1982年起，我国逐步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繁荣。中国主张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并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摘编自《建国五十年五十件大事》

注：材料出处中“建国”应为“新中国成立”,为尊重原文，故不进行改动。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总特点是“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之后有不断弱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新中国成立至朝鲜战争结束，严格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国际局势的缓和，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中国国内政治氛围的“左”转和中苏关系的破裂，政策转向依靠美、苏之外的“中间地带”。虽然经历了变化，但大体来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突破“一边倒”战略，只是在中苏同盟的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

——摘编自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逐步调整对外政策，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外交战略。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即主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促进经济共同繁荣。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并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深刻、最成熟的一次。

——摘编自颜永琦《从结盟到不结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调整背景探析》

材料一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北京终于在其后几个月开始实施一个全面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国走上了通往工业化的道路，在1953年下半年还进行了“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北京的外交姿态中，这种缓慢但却稳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政策得到了体现。确实，正是在这段时期，对和平共处的强调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特征，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向。1954年6月，北京在中印联合公报中赞成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摘编自【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国不再是“苏联的最大盟友”，并增加了“核大国”“国际反帝反修统一战线号召者”等国际身份。70年代，中国不但与美国结成战略关系，还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尊重。这个时期中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宝贵的国际身份。80年代，中国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身份，形成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融入者”等新身份。90年代，中国以“市场经济国家”“法治国家”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同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展开全面、正面的对抗，只有在事关危及全球和平与发展及我国主权、领土完整或重大经济利益等原则性问题上，才有必要与之进行斗争。

——摘编自欧阳泽华《对新中国外交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