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确立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宅地法》规定：年满21岁的公民，只需交纳10美元的申请费，可免费获得未垦种土地160英亩，连续耕种5年后就可拥有对该块土地的最终拥有权。1868-1900年依该法向农民分配的土地达8000多万英亩，对西部农业开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并没有按照美国人民的要求把国有土地全部划为宅地分给劳动人民，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分配给了移民，而且位置偏远、土质贫瘠、限制在已堪定的地段内，其实是经过拍卖、先占、赠予等分配方式后的残留地段。大部分土地则通过各种渠道转到了土地投机商及大公司手中，它远远没有满足人民的土地要求。

——兰建英《美国近代西部开发时期的土地政策探析》

材料二   在1992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中，曾一度出现农村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流向工业领域的现象，致使1992年至1994年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粮食出现连年减产，粮价上涨，对此，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从1995年起开始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同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二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是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至2000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一2019）》

材料一：明清时期，人口迁徙不再仅限于某些地区，如福建农民在万历年间，迁往江西西北部、东部移垦，有的几代经营；乾隆年间又向南移居广东、海南直至海外，向东则移往台湾，有的家庭甚至移了又移。明朝云南移民大量涉及商业，有的还经由云南走出境外，经商颇有厚利，接踵者多。康熙时为恢复四川经济，颁布了一系列招民来垦的法令，外省人民由此大规模移居四川，至雍正年间，自愿迁移逐渐成为主体，他们很多是“各带盘费”的经济性移民，希望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来致富。

——摘编自季松《试论明清人口迁移的时代特征》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大批失地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出于生计，冒险出洋。受已在海外发财致富的华人影响，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旧金山一带发现金矿，淘金热在中国迅速兴起，而急需大量劳动力的美国也被华人认为是“伊甸园”，赴美是条发财路。同时，在贩卖华工所带来的可观利润刺激下，英国等殖民主义者纷纷进行惨无人道的苦力贸易，以至于在华工出洋合法化前，已有大量华人被西方人口贩子拐卖出洋。

——摘编自赵薇《晚清华工出洋原因探析》

材料一   西汉承袭了秦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使土地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赋税收入。汉政府表彰累世同居，法律禁止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子孙分门立户，魏晋时期，政府颁布了“户律”，实行编户齐民，将户籍管理法律化。宋朝实行都保制，王安石变法时期又实行保甲制度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宋朝有最为典型的特权户籍"官户”，它可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法等特权。元代以后，工匠被编入专门的户籍叫“匠户”。明代以户帖制与黄册制登记户口，将户口、土地和赋税三者合一。在管理上，明朝实行里甲制，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清朝康熙之后，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被土地所取代，户籍申报编制的经济意义降低。随着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建立，乾隆三十七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淡化了户籍的赋税功能，而强化了政治控制功能。

        ——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人口统计都是以户口为调查对象，而掌握户口数的主要目的是征收赋役，因此政府在统计时只限于设置郡县的地区。普遍存在的户口隐匿和人户逃亡也降低了户数统计的准确性。明清时期，户籍与赋役逐渐脱钩，但百姓依然以少报或漏报为宜。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1卷）

材料三   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遭受了多次战乱、天灾及瘟疫，境内人口锐减，耕地大量荒废。当时四川人口大约只有50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实施“移民垦荒”政策。尤其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政府明确规定四川荒地归移民所有，全国掀起了移民入川的浪潮。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四川移民已达632万人。到嘉庆末年，四川人口更是达到2000多万，全国最多。这次移民中，湖北、湖南的最多，故称“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的移民使四川农业生产力迅速恢复。“五方杂处”的环境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川移民文化，如川剧。同时湖广填四川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大移民的先例。

——摘编自陈世松《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