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为数众多的城邦一般都建在高地或山丘上，建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邦大多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城市的中心广场即市政广场是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看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

——摘编自黄洋等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材料二   在我国古代城市形成的过程中，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据《春秋左传》所载，春秋时筑城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种：第一，大小诸侯国的国都是政治中心，都需筑城；第二，各国纷争中需要在战略要地筑城；第三，统治者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在一些地方筑城。……宋代以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城市的经济功能才逐渐增强，逐渐出现了纯粹经济功能的工商业市镇。

——摘编自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在明代中后期，一批乡村市镇脱颖而出，成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广东茂名梅篆墟，地处水陆交驰的交通线上，各地商人来这里坐肆列市。清初叶梦珠记述，松江府朱泾镇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松江府新场镇以盐场新迁而名，赋为两浙之最，是著名盐业市镇。正德年间《姑苏志》载该府市镇达73个之多，以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为例，东南至新杭市5里，东至王江泾镇6里，北至平望镇15里，西至震泽镇30里，至南浔镇50里。

——摘编自《中国全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材料三   英国城市化发展进程曲线（1700—1959年）

材料四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应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产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封建城市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城市方向发展。1921年中国第一个市政厅——广州市政厅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城市化的开始。但是，中国城市化非常缓慢。……（到1949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只有10.6%。

——马春辉《中国城市化问题论纲》

材料一 自西周开国之初直到春秋战国，经历了两次城市建设高潮。第一次，在西周300余年间……其分封的诸侯国由最初的71个发展到1200个之多。第二次，下及春秋战国……到战国末期，城市分布范围更广，除主要集中于陕西关中的泾渭谷地到潼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带，以及淮河流域外，长江流域巴、蜀、吴、越等地也有分布。

——摘编自《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分布》

材料二 明、清两代有些市镇，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城市经济职能都超过了作为传统政治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从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如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镇，河南朱仙镇和湖广汉口镇发展为商业市镇；江西景德镇和广东佛山镇，形成为著名的手工业市镇。…… 明、清时期发展的新型城镇经济大多局限于江浙和广东部分地区，沿海和沿江其他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广大内地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摘编自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江南农村部分棉纺织业市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国外工业生产原料需求大增，为部分市镇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世纪末盛泽镇全镇年产丝绸90万匹，镇上绸商在上海建立分庄，称为“申庄”，专事与洋行交易。震泽镇则以生丝加工和外销为特色，“所产之丝多销洋庄厦南洋、印度等地”。嘉定县和上海县则由棉织业转向桑蚕丝业，“兴蚕桑之利，以济棉布之穷”，“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

——摘编自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大批徽商纷纷将资产转到上海，许多徽州人寓居沪上，不再回乡。19世纪80年代后，更多徽州人陆续来到上海，“挚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他们有的在上海地区的城乡村镇集市从事贸易活动，有的则以上海为贸易基地而进行长途贩运、转销活动，还有在上海当学徒的。据《上海地方史资料   》（三）记载：开埠前后，徽商在上海的经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可算是徽州人、宁波人、本帮人以及山西、广东和绍兴人，形成所谓‘帮口’”。可见当时徽商在上海已然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商帮。

材料二   近代，徽商的“盐、典、茶、墨”虽然在特定的背景中曾一度得到发展，并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由于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进入近代后的上海徽商在一些传统行业的优势开始式微，其势力己不可与以往同日而语。徽馆原来在上海市场也十分有名，但到光绪季年，徽馆也由于经营方式守旧而衰落了。徽馆在此之前在上海的经营占有重要地位，顾客类多上流中人，后因为牢守旧习，不知发展，到此时几乎不能列于酒肆之列了。同样，旅沪徽商经营的其他行业亦均因经营囿于传统，墨守成规而在清季一一式微衰落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宁波商人、绍兴商人和洞庭商人等其他客籍商人。

——以上材料摘引自蔡玲存《徽商的近代发展与式微——以其在上海的活动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