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西周的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阖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这种观念主要体现为“诸族同源”，它有横向和纵向两种维度的考量：从横向关联的角度上说，是华夏与夷、蛮、戎、狄同源；从纵向历程角度上说，是三皇、五帝、虞夏商周一脉承袭、同根共体。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材料一   周朝建立后，以血缘亲疏关系为纽带，分封了数量庞大的诸侯国，在周礼和周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形成了以周人为核心的华夏族雏形。来自东夷部落的秦人先祖，在发展过程中空间受到挤压，迁往西陲之地，与西戎各部落经过长期的冲突、交流、融合，新的秦人逐渐形成。秦人在崛起过程中，逐渐融入到夏、商、周以来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同时还不断吸收了四周戎狄部族，扩大了华夏族范围。春秋战国以降，周天子式微，诸侯征战不断，客观上加强了各诸侯国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摘编自刘再营《周人、秦人与早期华夏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   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后，民族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将“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中国四边的匈奴族、南越族、东越族、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成为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的渊源，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政治与民族、文明的历史。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三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基础完全转变为汉族传统形式的政权，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也迅速和汉族融为一体，孝文帝本人及北魏政权由此受到汉族士人的拥戴，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民族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