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战国时期，各国通过变法运动，已经分别确立了君主集权的官僚制政治形态，它与西周以来的宗法分封体制有着本质区别。随着全国统一，这种新的政治形态也自然为秦王朝承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创新。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历朝都把对官员的考课（考核）作为治国治吏的重要措施。唐朝初年建立完善的考课制度，其考课标准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等。“四善”即德、慎、公、勤，是对全体官员的品德要求；“最”是对官员任职才能和工作绩效的要求，按官员职务与职责分为“二十七最”，如“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等。四品以下官员的考课由吏部考功司掌管，三品以上须报呈皇帝亲自裁决。所有官员每年都需行一小考，每三年或四年一大考，据“善”“最”综合考察分为三等九级，以等级定升降和赏罚。唐中期以后，考课渐流于形式。

——摘编自高元庆《中国古代官员政绩考课制度》等

材料三   明代的黄册以里甲为单位编造，它先标明户别，如军户、民户、匠户、灶户等等，户别一般不能更改；再登记各户人口情况；然后登记土地、房屋、牛具等财产情况。每户的人口、田粮，都以“旧管、开除、新收、实在”四项列明，号称“四柱”。“旧管”，是指原来造册时的情况；“开除”，是指在上次登记后，人口死亡、田产减少情况；“新收”，则指人口、田产增加情况；“实在”是“开除”与“新收”相抵之后，现有人口、田产的情况。

——摘编自王洪源《管理臣民的户籍制度》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统治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社会管理却相对分散，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士绅多是有声望并且有钱有势的人，通过他们的威望和人际关系来影响地方事务。他们既参与统治过程也参与决策过程，很多有关公共福祉的事情如赈灾、修路等都有士绅的参与甚至负责，涉及到政府主要职能的诉讼，也会因为士绅的介入由公堂转为民间。士绅阶层的影响力与地方政府权力影响力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共同维系着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摘编自齐惠《中国古代协商政治的特质》

材料二   乡绅是中国明清时期活跃于乡村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阶层，拥有国家所赋予的法定特权，明代政府不仅规定乡绅本人可免除徭役，且可惠及其家庭。这就产生了一种“非正式权力”。这种非正式权力与官僚的正式权力之间既有着密切的联系，又相互区别，并彼此形成制约。明清时期的乡绅主要是这样一种社会力量的代表者，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他们如同一个“缓冲带”，减少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摩擦，增强着社会结构的弹性，使一个庞大的帝国机器得以灵活的运转。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统治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社会管理却相对分散，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士绅多是有声望并且有钱有势的人，通过他们的威望和人际关系来影响地方事务。他们既参与统治过程也参与决策过程，很多有关公共福祉的事情如赈灾、修路等都有士绅的参与甚至负责，涉及到政府主要职能的诉讼，也会因为士绅的介入由公堂转为民间。士绅阶层的影响力与地方政府权力影响力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共同维系着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摘编自齐惠《中国古代协商政治的特质》

材料二   乡绅是中国明清时期活跃于乡村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阶层，拥有国家所赋予的法定特权，明代政府不仅规定乡绅本人可免除徭役，且可惠及其家庭。这就产生了一种“非正式权力”。这种非正式权力与官僚的正式权力之间既有着密切的联系，又相互区别，并彼此形成制约。明清时期的乡绅主要是这样一种社会力量的代表者，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他们如同一个“缓冲带”，减少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摩擦，增强着社会结构的弹性，使一个庞大的帝国机器得以灵活的运转。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材料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农村经济的日益衰落，乡村建设从萌芽理想状态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以地方政府和国内外社会力量资助的经费为来源，试图寻找一条全面改造农村的道路。乡村建设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试图对旧有的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具有一定现代化性质的改造，即组建村学、乡学，对乡村政治进行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教育，对农民素质实施如识化和文明化的普及教育。尽管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带有一定的缺陷，但显示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农村建设路径，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摘编自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