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中法两国开始了彼此的文化交往和盛世之间的对视，是一次难得的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机遇。但在这双向文化交往中同时发生的“西学东传”和“中学西被”，在法国和中国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境遇。可以说，这次文化交流的过程和结果，影响并决定了此后两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方向，无论对中法两国还是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意义非凡。

——摘编自许平《盛世之间的对视，两个世界的遭遇》

材料二   晚清输入西学的主体为传教士及其他来华外国人及相关机构、清政府官办机构、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及民办机构，这三类机构与人物，由于其立场、出发点有别，重点活动时期不一样，因而输入西学的价值取向有明显不同。官办机构输入西学有强烈的为用而译、急用先译的功利主义倾向，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知识，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会科学。

——摘编自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材料三   中华民族有丰富的对外交往经验和文明互鉴历史，面对经由资本主义扩张而建立起来的单向国际传播旧秩序，新媒介环境下的国际传播理论与话语体系急需革新与修正，中国需要基于中华文化与本土经验，推进精神交往和物质传递并轨的国际传播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对世界做出贡献。

——摘编自周勇《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

材料一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的正统阅读始终是中国古代阅读文化的主流。在封建社会早期，阅读尚且是一种奢侈，把阅读作为娱乐则更是达官显贵和家境殷实的文人墨客的专利。封建社会中期以后，阅读娱乐性明显下移，尤其是明中期以后，戏曲小说成为传阅自娱的主要读物，就连女性也加入其中。此外，中国古代文人很早就发现阅读不仅能愉悦身心、陶冶情操，还兼具养生保健，预防和辅助治疗身心疾病的功效。明清两代，更不乏将自己的认识和亲身感受记录在著述中的文人。当然，读者的阅读目的至少具有以上一种或兼具其中几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下层百姓，加入了阅读的行列，读书目的分化愈加明显。

——摘编自王余光主编《中国阅读通史》等

材料二唐代雕版印刷出现后，供民众日常应用的农、桑、医、算、类书、历书、字书、韵书等民间用书，大部分由民间刻坊承担刊印成册。谱牒也属于古代民间实用的书籍，谱牒的主要种类包括家谱、族谱、家乘、房谱、支谱、世谱、统谱等属。这些谱牒大都由家刻刊印成书。这类书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非常紧密，如谱牒，一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影响到了人们的仕途和婚姻。 郑樵在《通志》中记载“官之选举，必由于薄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因此实用类书籍在民众中传播也比较广泛，需求量也相对大。

——摘编自郇红梅《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演进——阅读目的性的分化和阅读内容的多元》

材料一   古代《周易》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做人不可不讲正气、气节；认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尚书》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把为真理、为国家、为民族牺牲视为最大的“仁”，即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时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北宋范仲淹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南宋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原则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朱西周《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演变与时代价值》

材料二   公元前后，佛教东来，开异族文化侵入之端。五胡乱华，露异族入主中国之兆。然二者虽促成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各方面之骚动与进步，而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转变。盖佛教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极出世之人生观又适与老庄思想有相近之处，其不能对政治思想有所贡献，亦意中事。至于晋代乱华之诸朝，其文化均低，占据中原以后，文化则自动“用夏变夷”。明清海通之后，欧洲文明随传教士而播于中土。加以闭关自守之局即破，昔日大一统之“天下”突然变为世界上列国之一。而积弱之余，更屡为外国所侵侮。如此空前之剧变，自不免激起之革命。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三   在从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家信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