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法系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原生法系。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的法家思想为指导，保护与管理农业生产是其重要内容。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伦理道德观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体现了简单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材料一   唐代对法律的制定十分重视，历代皇帝在位时大都主持修订法律，而且法律的制定都有一定的格式。首先要求法学家根据实际需要和情况的变化进行讨论，制订出相关的律令格式等，然后星报皇帝，经批准后颁行。律文之外，还要制定疏义，这也是由法学家集体完成的。唐律继承了中国法律体系的指导思想，仍以礼为指导，“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以刑法为主，但并不能由之得出中国自古无民法的结论。唐代的民法立法很多，其在法律思想、法律内容、诉讼程序等方面的详细表述，奠定了后世我国封建法律的模式，形成了世界独特的中华法系，对当时东亚许多国家法律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材料二   罗马法最初是从习惯法发展而来的，但罗马法中更重要的是成文法，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公民大会、元老院和皇帝的立法活动，其二是罗马城市行政官在执法过程中所作出的决定，其三是律师和法学家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行政官的司法裁量权和私人法学家解释法律的权威给予罗马法相当的灵活性，而这种法律的灵活性与古罗马人的法律“衡平”观念有关。罗马法对近代法学的影响主要在民法方面，但古代罗马法其实包括重要的宪法和刑法内容，其中有一些是至今仍然通行的法学原理。罗马法是罗马文明留给后人最持久的遗产。

——以上材料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隋唐统治者都强调立法内容要宽严适当，立法语言要便于司法官吏掌握，也便于老百姓了解。隋文帝时编纂的《开皇律》完全沿用了曹魏《新律》规定的八议制度，以及前代用官品折抵徒刑的官当制度。唐太宗时的《贞观律》以《开皇律》为基础，对《武德律》（唐高祖）作了增删修改，减少了死刑条款，缩小了反逆罪缘坐处死的范围。长孙无忌等人为《永徽律》（唐高宗在《贞观律》基础上编纂）作注，注释和律文合在一起，称为《永微律疏》（即《唐律疏议》），特别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玄宗的《开元律》是在《永微律》基础之上编纂完成的。

——摘编自刘广安著《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规定“人权是天赋的”“人们生来平等而且始终是自由的”。通过1804年《拿破仑法典》、1807年商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1808年刑事诉讼法典和1810年刑法典的颁布，法国最先建立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以《拿破仑法典》为例，早在17世纪路易十四时，以“诏令”的方式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如1667年民事诉讼法令、1681年商法典等是《拿破仑法典》的渊源，且其中的所有权制度、债的一般原则、各种契约和嫁妆制度主要来源于罗马法，这些内容在法典内容方面所占比重放大。

——摘编自张芳芳《试论近代西欧法律制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