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基于狭隘“民族建国主义”的以在18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的革命建国思想，而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这客观上为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而产生离心倾向。“五色旗”于1911年12月初产生于江浙一带并非偶然，在当时南方的革命阵营里，立宪派、旧官僚和温和革命派的主张已经占压倒性优势。立宪派与革命派分歧的一个根本点就是立宪派认为满汉早已融合以及民族革命将导致国家分裂以至灭亡……在立宪派对清政府绝望以至于参加革命以后，它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主张并未改变；温和革命派如宋教仁等原本就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最终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象征18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

——摘编自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历届政府和各政党领袖都大力提倡民族平等，主张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但多表现在理论阐述和宣传等方面，而较少应用于实践，缺乏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只有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平等才从理论层面进入到社会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的概念充分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宪法和纲领性文件中，并指导着新中国民族事务工作。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对民族成分和民族称呼混乱的状况进行了统一规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民族利益观和价值观，创新地将“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相结合，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摘编自何一民、刘杨《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平等从理论层面进入到社会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的概念充分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宪法和纲领.性文件中，并指导着新中国民族事务工作。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对民族成分和民族称呼混乱的状况进行了统一规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民族利益观和价值观，创新地将“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相结合，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摘编自何一民、刘杨《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   “中华民族”概念在清末民初萌生，当时人们认识到应当发动并整合中国各民族抵抗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萌生的。但对中国前途的不同模式的选择，导致了“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伊始，就其含义的界定就存在分化。在立宪派看来，“中华民族”是包含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的；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中华民族”就是汉族的代名词。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在辛亥革命后，但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逐渐的认同了大民族的概念，把“中华民族”视为中国各民族融合同化而成的一个民族。

——摘编自陈艳飞《关于“中华民族”的语境含义研究》

材料二   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华民族”一词高频率出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该决议案明确了“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统一指称。并提出把“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作为党在抗战时期的中心任务之一。毛泽东也明确指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中应有他们的位置”。从而确定了抗战时期党对民族工作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

——摘编自崔榕、赵智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