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而《春秋公羊传》记载了儒家论述“夷夏互变”的大量历史案例。可见，是夷狄还是华夏依据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而转移，正如韩愈在评价《春秋》时所说的一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正是这种依文化辨华夷的观念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通过文化学习相互融合、凝聚。

——摘编自张刚《中国古代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凝聚》

材料二   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意识做了具体反映，《史记》的“十二本纪”分别记述了五帝、夏、商、周、秦国、秦朝、项羽、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由此构建起了华夏民族的政治统绪。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普遍认可《史记》编排的这一政治统绪。《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记述了匈奴人刘渊认同自己为刘汉后裔，所建政权以“汉”为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总体来说都非常重视汲取汉族先进文明制度，统治者都非常热心儒学，如北魏孝文帝就以汉化改革著称，对儒家道统极为认同，自觉捍卫华夏道统。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

材料一   (班固)父彪，当两汉之际，“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在上层社会中颇有声誉，“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他续《史记》，但反对司马迁的异端观点，坚持“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的正宗之学。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为父守丧期间拜阅了父亲《后传》的手稿，感到父亲“所续前史未详”，经过反复思考，决心要继承和发展父亲的史学事业。班固历时二十年写《汉书》，记刘邦起义以至王莽的失败，共分纪、表、志、传等四个部分。《汉书》中有4篇纪、6篇表、3篇志、40篇传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写的，其中有的是增补了多少不等的材料，有的是基本上依原文照录。

——《史记》的传承与增补

材料二   班固利用了《史记》在体例、史料、写作艺术以及某些观点上的成就，并且也利用了《史记》的学术威信和社会威望，但用正宗的观点挤掉了《史记》的进步精髓而加以改写。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汉书》不像《史记》那样把汉的建国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虑，它指责《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是把汉的历史地位压低了。他在《叙传》里证明汉以火德代周末之木德，正如帝尧之以火德代替帝喾的木德一样，是按着必然的程序出现的。第二，《汉书》抛弃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进步内容，而把天人感应的神学说，特别是五行灾异学说当做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第三，《汉书》以强调封建性代替《史记》的进步性。《史记》尊信《诗》《书》但决不同意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且还自命为“一家之言”，《汉书》与此相反;《史记・货殖列传》中申述财富的不齐决定了人民社会身份的贵贱，并肯定农工商虞治生谋利的活动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从而反对官方的经济垄断，而《汉书》则以封建等级不可逾越为永恒秩序，要求百姓“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

——《白寿彝史学二十讲一一大一统中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