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黄河夺淮南侵。自明中期以后，下游淤高，河成悬河，黄、淮、运形势日益严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紧急情况下可调动军队参与治河。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但后期随着河工日繁，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1950年夏季淮河遭到全流域水灾，党和政府直接领导淮河治理，开始启动淮河根本治理工作。同年，政务院发布《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两项重要原则：一方面尽量利用山谷及洼地拦蓄洪水，一方面在照顾中下游的原则下，进行适当的防洪与疏浚。到1957年冬，国家共投入资金13.3亿元。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广大技术人员制定出主动地控制和利用洪水的治淮计划草案。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指出，不但要使淮河流域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绝水患，同时还要发展5000万亩的农田灌溉，改善2000公里的航道系统，并建造若干水力发电工程。

——摘编自王瑞芳等《蓄水还是排水：新中国治水思想的新突破——以淮河治理为例》

材料   1950年的淮河水灾立即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党和政府开始启动淮河治理工作。10月，周恩来主持制定了《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正式将“蓄泄兼筹”作为新中国治理淮河的指导方针。为了统一治淮工程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筹组治淮委员会，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始。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的关键，其所需要的钢铁闸门及机件，由上海140余家工厂制造并在一个半月内赶制完成。治淮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的48个县，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万人以上。这些工程在当年的抗洪排水中就发挥了一定作用。1951年11月，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工后，河南、安徽、江苏三地政府调集大量民工投入到淮河各处工地。治淮民工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运动，并在竞赛中改进施工方法和提高劳动效率。1952年7月，治淮工程基本完成。这些工程拦蓄的洪水灌溉了大量农田，使淮河流域连续获得丰收，淮河干支流的航运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物资交流。

——摘编自王瑞芳《从点到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

材料一 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对黄河的治理，每个时期都设有各级水官，地方官员也皆领河事。外宋代治河机构扩大，在黄河下游形成了专职河官与地方河官相结合的河防体系，同时形成了固定的治河专业技术队伍。明代，朝廷设立治理黄河的常设机构，并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系统。清代河道总督本隶属工部，但可直接受命于朝廷；另外朝廷还增募河兵，常年驻守在险工段负责修防。清末，由于财政困难等原因，河道总督被裁撤，由各省巡抚兼理河务，仅下游冀、鲁、豫三省设河防局。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才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统筹黄河治理工作。因种种原因，民国时期治理黄河的工作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维达《黄河一过去、现在和未来》

材料二 194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治理黄河。1951年新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新中国对黄河的治理，从干流到支流，直到流域内的广大地区，进行了统筹规划、全面治理、综合开发利用。建立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加强了防汛队伍组织、水文情报预报、防汛通信保障等非工程措施。依靠沿河党政军民。黄河职工的共同努力，战胜了黄河发生的历次洪水。从2002年起，黄河水利委员会探索建立了原型黄河、数字黄河、模型黄河“三条黄河”体系，逐渐形成“维护黄河健康生命，促进流域人水和谐”的理念，大力推进治黄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新中国七十年来黄河治理取得巨大成就。

——摘编自王渭泾《历览长河一黄河治理及其方略演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