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立法方面，早在西周，周公就提出了明德慎罚等主张，经过两汉儒家对于刑德的论证，至唐代，《唐律疏议》开篇即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明太祖在《大明律》中更是宣告“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值得指出的是，隋唐将“不孝”列为十恶重罪之一，此项规定一直延续至晚清。同时历代对于鳏寡孤独、废疾犯法当刑者，法律都制定了“减刑”“宽宥”以恤刑的规定，清朝还实行存留养亲制度。

——张晋藩《中华民族的法律传统与史鉴价值》

材料二：罗马共和国时期刑法的罪名，多有处死“以祭谷神、奉献于神”的规定。只对有主观故意的犯罪行为人进行刑罚，如“故意杀害他人”与“不希望杀害他人但不幸发生杀害他人的行为”，前者处予死刑，后者可通过交付一只公绵羊替罪；这一原则长期沿用。进入帝国时期，出现了大量包括宗教犯罪在内的新罪名。执法官根据社会地位确定刑罚的差别，同一种犯罪一般有两种刑罚，一种针对体面者，一种针对下层百姓。罗马私法发达、公法相对滞后的状况深刻影响了罗马刑法发展进程，罗马刑法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在整个古代罗马法制史中，犯罪与刑罚始终散见于大量的单行法律之中，且二者之间对应的随意性相当大。

——郭静《罗马刑法的发展进程及其影响》

材料一   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杰出代表，其“增损隋律，并集历代之大成”，颁行于公元653年的《唐律疏议》更是唐律的典范。《唐律疏议》由《永徽律》的律条和“疏议”两大部分组成。“疏议”是对律文的系统解释，系《唐律疏议》首创。除了贯彻“一准乎礼”“明德慎罚”的原则，“疏议”还通过多样的注律方法使律条“疏而不失”，因此当时“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后人评价“有唐一代，切乎事实，合乎国情，法尊而治”，在历代法典中，“唐律为最善”，后世“皆莫远离唐律之范围”。

——摘编自朱勇主编《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在法律制度上，明太祖强调以唐宋为榜样，力图重建唐宋时期的律令体系。应该说，不仅明代的《大明律》是“准唐之旧而增损之”，其令也是沿袭了唐宋一脉的令典和单行令。明太祖认为自己制定的常法可保子孙统治无忧，作出“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常法之外的例则可随时势变化而调整，是为“权宜之法”。后由于例的数量膨胀，甚至出现了以例破律及令的情形，对例进行类编成为迫在眉睫之举。弘治朝（1488—1505年）的《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由此而生，确定了例与令实际等同的性质。自此之后，例成为明代法律的主体。

——摘编自李贵连、程晶《从令到例：论明代律例法律体系的生成》

材料一   中国法制史里有“存留养亲”制度。《北魏律·名例》规定：“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管，留养其亲。”《唐律疏议·名例》中犯死罪非十恶条称为“权留养亲”，规定犯流罪而祖父母、父母老（年八十），家无期亲成丁者，权留养亲；但如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仍执行流刑。宋、明、清律还定死罪犯亲老疾应侍者须上请，但十恶之罪除外。

——摘编自刘晓丛《中国法律的刑罚对人们心灵的教化作用》等

材料二   1911年，清政府纂成《大清民律草案》，这是“我国民法史上第一部按照资本主义民法原则起草的民法典”。由于清政府的垮台，此草策也就丧失了变成正式民法典的机会。1925-1926年，北洋政府编纂的《民国民律草案》参照传统大陆法系，按照“以物为本”的原则，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共5编。草案完成时，发生北京政变，国会被解散，无法继续审议通过。

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立法精神上引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设了人格权和侵权责任两编，在总则编中设专节，专门规定监护制度，内容涉及监护人义务与职责、监护种类等方面内容，同时也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各个领域都作了较为完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国民法典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民法典编纂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王立民《中国百年民法典编纂历程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