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道光（1821～1850）年间，英国人开始在香港设立邮局。其后，与中国通商各国，亦各在中国设有邮局，以为外侨传递消息之用。1876年，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始建议创办邮政。1878年，始于北京、天津等地先后设送信官局，以赫德主其事。1890年，各通商口岸继续将邮局推广，其办法是以每一海关区域作一邮务区域，各海关税务司兼充邮务司。其后关于邮政之管理，专派一邮务长充任，而仍驻于总税务司公署，归总税务司节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交通史》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中国邮政面临着新形势下社会大众迸发出的巨大用邮需求。邮电部认识到，中国邮政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1979年6月，国务院对邮电管理体制进行新的调整实行邮电部和省（市、区）政府双重领导、以邮电部为主的体制。1981年，邮电部作出“关于加强干线邮政运输工作的决定”，组建了16个跨省干线车队，新辟邮路37条，月增运力13万袋……此外，诸多邮政新业务也应运而生。1980和1984年，分别开办了国际和国内特快专递业务，1986年，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试办邮储业务。

——摘编自朱晓东《中国邮政跨越时空六十年》

材料一   唐宋时期，海外贸易有了快速发展，为了管理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唐朝设立了市舶司主管对外港口的贸易活动。宋太宗曾派内侍8人，带着国书、礼物和丝绸，前往海外各国出使，主旨是邀请外国商人来中国做生意。宋仁宗时又下令地方官设法招引外商，给予优待，以便外国船多来一些。市舶岁入约110万缗，约占国库收入的1/60。市舶司还负有接送外来船舶、保护和接待外商的使命。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近代中国海关依据不平等条约而设立，外籍税务司制度受到各国支持，使得总税务司在内的绝大部分洋员由英国人担任。这种状态下的中国海关庞杂无比，除了进行税务和海务的本职管理外，还要确保清政府按条约规定的方式进行贸易。此外海关还承担了大量由条约赋予、列强强加、清政府委办或关乎总税务司利益的职务。至于总税务司以海关的名义举办的洋务活动和外交活动更不胜枚举，海关几成“业余外交部”。

——摘编自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海关工作会议和全国人大均要求对明显过高的税率做局部调整，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随后各地海关开始改革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报关制度，恢复海关征税和海关统计。同时将关税收入统归中央，关税单独计征，与外贸利润分开交库。

——摘编自岑维廉等《关税理论与中国关税制度》

材料 清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是近代中国铁路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时期，铁路建设之初清廷并未统筹铁路治安，筑路工程的保护工作由“勇兵”担任，沿线治安则由各地巡防队维持，因此铁路建设及营业时期经常发生盗窃铁轨、道钉等影响火车安全运行事件，铁路当局不得不设法自谋保护。

清末中国铁路多借外款兴建让予列强诸多权利因而丧失了大量利权。列强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要求清廷在收回关内外铁路时必须组建防护铁路力量。1906年清廷成立邮传部统管铁路事业，制定四项整顿路警办法，中国近代铁路警政逐渐建立。

——摘编自王占西《“清末新政”与中国铁路警政的初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