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文化和文学的重心下移，跟教育的普及有关……农村下层民众的孩子，学习基础普及的文化知识，主要靠的是分布于乡里村落的乡先生。有些科举落第者回归乡里，参与着不少村学、家塾，这些民间私学分布的时间、空间及其教学层次和灵活度，显然不是官办的州县学校以及书院所能比拟的。现在说到启蒙教育的课本，都会说“三、百、千”，也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字文》是最早的，南朝时候就有了。《百家姓》是北宋前期在江浙一带的吴越旧地出现的。《三字经》则出现更晚，一般认为是南宋后期王应麟编的，明代以后又有改动。这样的民间教育，启蒙式教学，渗透到平民阶层，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而深厚的基础。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宋代历史再认识》

材料二都司卫所是明代的地方军事机构。羁縻都司卫所则是明代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军事机构，由兵部直接统领。各级长官都由当地的酋长、族首领担任，明代中央政府发给敕书、印信，让他们各统其众，按照当地的习俗进行治理。这种情况与唐代所设立的羁縻府州十分相似。从地理分布上看，这些羁縻都司卫所主要设置在东北、西北和四川西部、青海、西藏地区，与西南的土司、土府州县同为置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政权机构。各卫所之间一般不互相辖属。

——摘编自李晓杰《疆域与政区》

材料三下表：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的六大方面特点

——摘编自卜宪群《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

材料一   与先秦羁縻政策比较，汉唐时期的民族羁縻政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较大发展，也在某些基本原则上有较大的突破、创新。首先，就多民族统一原则看，汉唐时期大大强化了周边民族对中央政权的隶属地位，作为少数民族的首领，其所担当的职权往往以受内地政权的册封为根据，并直接受汉唐所设的羁縻政策州府官吏的监督或汉唐驻军的控制。其次，汉唐的羁縻统治进一步发展与健全了先秦时的“依俗而治”原则。“依俗而治”不仅要强调“依俗”，更要在“治”上作文章。“依其故俗”只是治理的一种方法，其实是以设立羁縻机构职官及派军队等政治军事管理行为为前提的。其三，汉唐的羁縻统治民族政策把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放在了较重要的地位。汉设西域都护客观上起到了协调民族关系的作用。唐在大漠南北及西域设置的羁原府州，也有利于防止西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攻伐。最后，汉唐的羁康统治把加强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提上日程。汉唐时内地政权与周边民族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贸易活动。

——杨永俊《我国古代民族羁縻统治政策的变迁及其原因探究》

材料二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在土司地区行政管理上的做法是，在西南边疆重要地区设置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并任命流官，形成土官与流官联合治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态势。“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经明代中央政府至清代前中期很好地施行，使这种民族政策得到巩固与提高，使西藏东部地区与川西藏族地区实施了政教合一制度，在川、青、甘、滇藏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到了清朝中晚期，清政府在面对农民起义冲击、西方列强入侵的情况下才一改过去“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在川西北地区强力推动改土归流，迅速推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

——李良品谈建成《“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材料一   明初积极展开基层社会控制制度体系建设，这些制度体系既包括纯粹以控制为目标的制度体系，也包括从表面上看非以控制为目的但对基层社会稳定起重要作用的辅助制度体系。这两类制度对明前期自然经济发展起到了有效保障作用。这些制度体系既继承了唐宋制度和文化成果，更有时代体现和推进发展，从而使明代的基层控制制度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

——摘编自牛建强《明代国家基层社会控制体系论述》

材料二   会馆作为一种民间社会组织，最初存在于封建行政体系的视野之外，但因为儒而兼商和商人儒士化而造就的庞大士绅队伍程度不同地干预了会馆的建设和发展，从而使会馆自发地演化为一种官方机构之外的补充机构。表面的中央集权必须依靠众多的间接途径才能达到，这些间接途径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的基本方面，显示出传统社会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力量的相互消长。

——摘编自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