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农立国，春秋战国时的“初税亩”“废井田”，北朝、隋唐时的“均田令”都与赋役制度紧密相连，目的在于确保封建国家的经济利益。盐法、钱法等大量使用死刑直到明清两代仍是如此，且刑罚还有加重的趋势。汉武帝时因与匈奴的战争引起财政危机，实施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之法，唐朝中期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中央财政危急，则一反以前经济放任政策，大量制定盐茶酒专卖、两税法等经济立法。历代经济立法都号称是“抑兼并”抑末利方面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巩固地主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在于运用国家强制力剥夺和瓜分工商业利润。

——摘编自郭建《中国经济立法史》

材料二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广袤的大地上，展开了一场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建，二是迁。一方面国家资金大量投入三线地区，在内地建设大型的钢铁、煤炭、水电、机械等工业基地，并修筑成昆、川黔等重要交通干线；另一方面则是将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科研单位等以“一分为二”或者全迁的方式，或并入内地既有企业，或另建新厂。以甘肃省为例，仅1965年，就陆续从辽、吉、沪等省市搬迁工厂20个、大专院校2个，科研单位11个，分别迁入兰州、天水，酒泉等地。整个三线建设期间，累计投资多达2000亿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约1400亿元，占全国的1/3；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形成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和工业区，如昆明、攀枝花、六盘水等工业城市和成渝、攀西、关中、兰州等工业区。

——摘编自徐有威等《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一   七七事变后，我国沿海民族工业大举内迁西南、西北等地。内迁企业克服困难，迅速复工，不但制造了许多新设工厂急需的机器，而且生产了大量武器军火。四川在抗战前仅有工厂113家，到1942年就猛增至1654家。上海五金厂先迁武汉，后并入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专门制造军火设备和修理军械。1942年与1939年相比，大后方的发电量增长59.4%，钢增长1013%，工具机增长111%，作业机增长120%，动力机增长2119%，汽油增长10020%。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内迁工厂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益都有所提高，如钨、锡、锑、汞等出口矿产品，达到了国际免检标准；由于军事和民用的需要，被服、食品，纺织厂和面粉厂的利润高达90%，生产规模大有扩充。内迁的民族企业家胡厥文、颜耀秋，还联合范旭东、李烛尘、吴羹梅等实业界人士，起来组织政党抑制国民党的独裁，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中还有不少人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

——摘编自曾长秋《抗战时期沿海工厂的内迁及其对内地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广袤的大地上，展开了一场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建，二是迁。一方面国家资金大量投入三线地区，在内地建设大型的钢铁，煤炭、水电、机械等工业基地，并修筑成昆、川黔等重要交通干线；另一方面则是将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科研单位等以“一分为二”或者全迁的方式，或并入内地既有企业，或另建新厂。以甘肃省为例，仅1965年，就陆续从辽、吉、沪等省市搬迁工厂20个、大专院校2个，科研单位11个，分别迁入兰州、天水，酒泉等地。整个三线建设期间，累计投资多达2000亿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约1400亿元，占全国的1/3；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形成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和工业区，如昆明、攀枝花、六盘水等工业城市和成渝、攀西、关中、兰州等工业区。

——摘编自徐有威等《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政府面临着多种威胁政权的问题。国民党残余军队还盘踞在华南、西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农村绝大多数农民仍被束缚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城市中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拒用人民币。

——摘编自周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

材料二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广袤的大地上，展开了一场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建，二是迁。一方面国家资金大量投入三线地区，在内地建设大型的钢铁、煤炭、水电、机械等工业基地，并修筑成昆、川黔等重要交通干线；另一方面则是将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科研单位等以“一分为二”或者全迁的方式，或并入内地既有企业，或另建新厂。

——摘编自徐有威等《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