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末清初，在儒生明确意识到理学和心学的缺陷时，吸收外部思想资源就成为必要，格致之学由此勃兴，成为广泛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载体。而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被译作“格致”，正可作为其标志。从1902年起，中国出现了一股放弃“格致”而改用“科学”的潮流。下图所示为1894年至1915年报刊言论中“格致”（包括格物与致知）和“科学”的使用次数。

——摘编自金观涛《观念史研究》

材料二   在1901—1902年出版的严复译作《原富》一书中，开始出现了“格致”“格物”和“科学”三词并用的现象。对这三个概念的分别使用，体现了严复对这三个概念的不同认识：“格致”和“格物”主要指代物理、化学等具体的自然科学，而“科学”则指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理论学科。严复在为《群学肆言》作序时，就提出了“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这表明他主张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运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严复还认为政治学也应该被纳入科学的范畴。

——摘编自郑军《从“格致”到“科学”——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演进》

材料三   中国人对“科学”所作的最早的权威性界说，见之于任鸿隽的文章。1915年，他在《科学》杂志的第一篇文章中说：“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之大命。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至此，科学在中国，终于被确定为一种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变化规律的系统学问；而科学的地位，也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被安放在神圣的学术殿堂里了。

——摘编自李双璧《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

材料一   人才标准问题是我国古代人才思想的重要内容，不同时期的人才思想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诸子百家倡导“德才兼备，德先于才”，曹操《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唐太宗反复强调“为官择人，为才是与”，司马光认为“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致覆灭者多矣”，又提出：“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面对内忧外患，洋务派从实践中开始尝试新的人才标准：必须具备外语能力：必须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其中，关键是掌握近代军事科技知识：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仍然保持封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洋务派的新人才观打破了传统的人才范畴，人才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

——摘编自徐凯、胡君辰《人才评价标准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英国的现代文官制度起源于18世纪中叶，正式确立于19世纪70年代。文官制度要求在选拔文官的公开考试中以“通才”为标准，择优录取。“通才”原则造成了英国文官的贵族化趋向和英国社会对教育科技事业的普遍冷淡态度。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职能日益转向经济管理，不懂专业知识的行政通才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日益专业化的政府工作了。1968年《富尔顿报告》揭开了二战后英国文官改革的序幕，具体内容：实行行政管理专业化，改革通才官僚结构，削弱通才对政策的影响：设立文官学院，加强对文官的专业培训：调整文官的分级制度，行政级、文书级等统称为综合类，专家科技人员通称科学类，打破了文官制度的“封闭型结构”；增加专业人员的比重，实现专业化管理求今后考试任用的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知识。这次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能打破通才体制，却引发了人们关于文官选材标准的深思。

——摘编自《从富尔顿改革看英国文官制度中的“通才”原则》

材料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思想家们将“民”的概念正式引入政治思维，活跃于当时思想界中的诸子百家中的各派，大多都有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明末清初，思想家们积极评议时政，对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理论的升华，使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民本与民主的比较》

材料二   西汉巨贾卓王孙的新寡女儿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一见钟情，两情相悦，雪夜私奔。对此，宋明理学家认为“逾墙淫奔，无耻之尢”；明末李贽却认为卓文君是“正获身，非失身”、“当大喜，何耻为”。

材料三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补救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与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中国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