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图为唐朝怀集庸调银饼。银饼正面刻有铭文“怀集县（属岭南道广州），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

唐朝怀集庸调银饼

这是岭南道广州怀集百姓所纳庸调在上缴朝廷时由地方官府折纳的银饼，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

材料二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三   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收取货币，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这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等制度的主要内容，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清代康熙帝时实行“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稿》

材料一  租庸调制是唐前期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对作为自耕农的成丁课以定税的税制。它规定，每成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丁户逃亡，租庸调制地位日降。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年),造成了经济大破坏，国家赋税收入大减。随着大理财家刘宴对财政大力整顿，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以“量出制入”为征课原则,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产为征课对象，以货币计税，夏秋两征，钱粮和绢帛同缴。

——摘编自瑶喜臣《试论租唐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旧唐书》

材料二  北魏太和九年，正式确立均田制，与此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是租调制，唐初的租庸调制与之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自李羡於《论均田制的兴衰及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材料三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一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籍既失实；富者田多而税不增，贫者田失而税不减，遂致人流亡，国课大减，于是以亩定税，敛（征集）以夏秋。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二 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收取货币，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这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等制度的主要内容。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清代康熙帝时，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实行“摊丁入亩”。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