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县以下基层社会，由具有强烈自治色彩的家族、宗族、乡族等组织系列（里社保甲与行会等亦均以家族、宗族等实体组成）在行政司法、经济活动、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的补充，起到所谓“结构——功能替代物”的作用。费正清曾说:“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地方县一级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地方长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该地惟一代表。这种表面地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士绅头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

——摘编自张研、牛贯杰《清史十五讲》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商人团体的兴起是明清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点。以地缘关系组合而成的商帮和以业缘关系组合而成的行会等组织具有很多的经济功能。明清时期的商人组织承担着市场交易中所需的信用与保证功能，并利用传统伦理道德对市场交易进行规范。商人组织还经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信息网络，收集市场价格、政府政策等信息并由此获利。一些商人组织规定，会员间及会员与其它商人组织间在工商业上发生纠纷时，须交由董事仲裁；如遇重大事情，便召集全体会员来共同评判，给出的处理意见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当时的商人组织在同政府的博弈中通过同盟抵制和抗争等手段，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摘编自杨海滨、杜佳《明清商人组织与市场网络》等

材料二   商会是清末新政过程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工商业社团。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谕令在全国各省各埠设立商会，后来逐渐形成了总会、分会与会所的三级组织体制。据统计，苏州商务总会的首届会员多达40个行帮1056户：天津商务总会1905年入会者有32行581家。商会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商部规定：“如遇需索留难等事，倘有阻碍，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送交司务厅严办。”商会的内部构造一般由各业行会和新式企业的代表组成，处于领袖地位并能左右会务活动的主要是新式企业代表。商会开会时“务须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各商如有条陈，尽可各抒议论，稗择善以从，不得稍持成见。”上海商务总会规定，表决时“以可否孰多之数为准……倘事不便言明者，可用机密投筒法。”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一   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系统分为“公”和“私”两部分。一方面，国家系统利用直至县和次于县的政权体系，依靠军队、法律等政治力量和经济的、习惯的等方面的力量实现其控制权，国家的权力似乎是绝对的和无限的。另一方面，实际对基层社会直接进行控制的，是乡族的势力，包括血缘和地缘性的，是一种多层次、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就是“公”“私”两大系统相互冲突又相互利用的互动过程。

——摘编自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材料二   15—17世纪，英国地方治安法官取代郡长成为郡最高长官，实现了郡的半地方自治。此后，通过一系列法案，地方治理体系逐渐完善。19世纪80年代的议会改革，贯彻地方自治的“主权在民”原则，郡内的地方简化政府结构，郡变成了一个居民对郡事务进行民主治理的政府机构。地方治理职能从政治统治为主到以公共服务为主，地方治理主体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再简化、又到多元的若干次反复。

——摘编自陈国申《从传统到现代：英国地方治理变迁》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进一步探索城市基层管理模式。1954年，国家颁布条例，规定在城市基层设立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正式确立街居体制。通过街居体制，无单位、无组织的群众被全部纳入政府管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