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初，黄河下游堤防失修，决口频繁。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他主张从全局出发，将黄河、淮河、运河三者进行综合治理，并指出：“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五年以前之久淤……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主要措施是坚筑堤防、蓄清刷浑、河运分离。由于治河经费紧缺，靳辅预支数个省份康熙二十年正税的十分之一、并允诺“以淮扬水涸之后溜出田地的屯田收入及商船货物缴纳的商税补还”。经治理，黄河安澜十余年，之后又连年决溢。

——摘编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以来，原有黄河治理体系逐渐解体，黄河水患频发。1913年，濮阳双合岭决口，当时北京政府着力进攻南方革命力量，无暇顾及，导致灾情不断扩大，拖延两年才完全堵复。1921年，《大公报》报道：“黄河上下游近来迭次决口，被水区域益形扩大，加以款项支绌，河工经费不能尽力筹拔，因之河防设施多有未周。”193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提出了黄河治本思想，强调黄河治理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与航运、水电、灌溉兼顾，还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治河策略。但由于主管机关职权不定，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摘编自苏全有等《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考察黄河并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99年，江泽民强调黄河治理开发应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9年，习近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步入新征途。

——摘编自邓生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治理开发及其经验启示》

材料一   自明中期以后，黄河、淮河流域水患频发。为此，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1950年10月，《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了治理淮河的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为了统一治淮工程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筹组治淮委员会，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同年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始。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的关键，其所需要的钢铁闸门及机件，由上海140余家工厂制造并在一个半月内赶制完成。治淮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的48个县，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万人以上。这些工程在当年的抗洪排水中就发挥了一定作用。1951年11月，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工后，河南、安徽、江苏三地政府调集大量民工投入到淮河各处工地。治淮民工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运动，并在竞赛中改进施工方法和提高劳动效率。1952年7月，治淮工程基本完成。这些工程拦蓄的洪水灌溉了大量农田，使淮河流域连续获得丰收，淮河干支流的航运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物资交流。

——摘编自王瑞芳《从点到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

材料一   秦汉时创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和万世一系的皇位世袭制度，皇帝总揽朝政，还建立了以他为首脑的朝廷。朝廷及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完全操纵在皇帝一人之手。兴办水利工程是历代朝廷的一项重要社会职能。秦朝开凿的灵渠，两汉时期，修建漕渠和治理黄河水害，唐代由政府主持兴修的水利工程不下二百六七十处，北宋中期以后兴修的水利工程上万处。明太祖时，开塘堰近五万处，治河四千余处，修复陂渠堤岸五千余处。清朝时所修海塘工程，都超过了唐宋时代。水利工程的兴办，皇帝有时直接干预。汉武帝不但派官督工修建多处水利工程，他本人也曾亲到现场率领随从人马堵塞黄河决口。为兴修水利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惊人的，动辄万人、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为了使兴修水利工程经常化，制度化，唐朝设置了专门管理水利的机关，都水监就是掌管川泽、津梁、陂池、渠堰工程的部门。国家兴办的大批水利工程，有一些是为开凿水路交通，大多数是治理水害，或变水害为水利。如治理黄河，主要是防止河水泛滥成灾。有很多水利工程是用以引水灌溉农田。

——摘编自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材料二   1787年9月28日，在制宪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邦联合国会决定将宪法交由各州去批准。新宪法的通过，中央收回了由各州保留的“主权”，并在中央政府内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又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都置于共和原则基础上。这是自下而上完成的，国家体制的形成是先有州府而后才有国家，这就使立国者不得不把地方利益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组织和结构的形式，反联邦派的许多意见，如实行州权平等原则，关于联邦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等，都已载入宪法之中，而且反联邦派关于在联邦宪法中加入“权利法案”的要求，在批准宪法的辩论中也已为联邦派认可。如何使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配置合理与运转正常的问题，是整个立国问题的中心。宪法规定，若两院议员2/3多数认为必要，可提出对联邦宪法的修正案，经适当方式批准后即可生效，又赋予宪法必要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增加了联邦宪法的生命力。

——摘编自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