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最早的直诉制度可以追溯到周朝的路鼓和肺石制度，百姓若有冤屈，可以通过立石鸣冤或击鼓申冤，会有官吏前来听取冤情并上告君王。晋朝武帝时期“路鼓”改称“登闻鼓”，此后击登闻鼓便成为历代直诉制度的主要方式。唐朝的直诉制度发展较为完善，主要有四种方式，即挝（意为击，敲打错误登闻鼓、邀车驾、置匪投状和诣阙诉冤。《唐律疏议》规定，“诸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亲属相为诉者，与自诉同”。到了清朝，直诉制度已经发展到顶峰，限制也越来越严格，事关“军国重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方许击鼓”。这个时期的直诉，包括击登闻鼓、上书皇帝等，“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后来，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没落和清末法制改革的推行，直诉制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摘编自丁吉生《中国古代直诉制度考察及现实启示》

材料一   秦汉最高司法机关长官是廷尉;汉代尚书开始参与司法审判;北齐时正式设置大理寺;隋唐演变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宋朝在唐三司的基础上增加了审刑院;元朝设大宗正府;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明代出现“厂卫”等特务司法机关,清代则设立了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司法机关理藩院和维护旗人利益的特殊司法机构。地方上,汉至唐大体上分为三级审理,宋至清末大体上为四级审理。其中,唐沿袭隋,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

——摘编自杜向前《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之变迁研究》

材料二   梭伦改革以前,在雅典贵族通过元老院掌握和操纵立法、行政、司法大权。梭伦通过改革,方面,提高了公民大会的地位;另一方面,设立了两个重要的政府机构。一个是四百人会议,另一个是陪审法庭,四个等级的公民均可以当选为陪审员参与各种案件的审理。1787年美国宪法规定,司法权属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最高法院与下级法院法官的任命办法与一般官吏的任命办法相同;法官任职期间如无不当行为可以继续任职；其薪俸在任职期间不得减少。如法官行为不检,可由众议院提出弹劾,参议院加以审判,如判定有罪,可以撤职,并不得再行任用。

——摘编自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1906年，清政府改原刑部为法部，专掌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在此以前，清政府还在一些地方创建巡警，1905年增设巡警部，第二年改为民政部。力图在形式上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司法组织，名曰“司法独立”，实际上审判大权仍操之于皇帝和地方大员手中。《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均规定区分民刑：凡诉讼而“审定罪之有无者属刑事案件”“审定理之曲直者属民事案件”。审判衙门分为初级、地方、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实行四级三审制。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所定的一系列原则，如回避、辩护、公开、合议以及起诉、上诉、执行等程序，从而在法律上改变了封建的司法程序和制度，但在实践中，大都仍沿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仿效西方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在审判机制上倾向于“四级三审制”。面对前朝官吏苛刻残暴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等司法恶习，临时政府明令各官署不论审理何种案件，一概不准体罚和刑讯逼供。量刑的轻重尺度就应“以足调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平为准，而不应过分强调重刑、酷刑、苛暴统治”。革命派力主将“法官独立审判”纳入正常的法制轨道，严格法官考试制度，注重考核，还设立专门机关掌管法官考试。南京临时政府曾计划建立律师制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训令中指出，“律师制度与司法独立相辅为用，夙为文明各国所通行，现各处纷纷设立律师公会，尤应制定法律，俾资依据”，“大小诉务，仿欧美之法……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

——摘编自邱远猷《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